扬州盐商与苏商文化.docx

扬州盐商与苏商文化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面对扬州盐商一夜之间在瘦西湖堆出白塔，使瘦西湖堪美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不由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华居室、美衣服、盛宴会，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几乎成了明清时期盐商的代名词和财富象征。一、徽州商人为主的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扬州盐商的主力军是徽州商人。明代谢肇湖在五杂俎云：“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银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新安江发源于徽州，故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盐业贸易使扬州盐商云集，挥金如土，富埒王侯。徽州商人为何能独大扬州盐商？从历史上来看，徽州商人自宋元以来，就奠定了其商帮尊贵地位。徽州（歙县、夥县、休宁县、绩溪县、婺源县、祁门县），包括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区域，地处“吴头楚尾”，坐落于黄山南麓，是黄山脚下的盆地，也是乱世安居的好地方。汉代以前人口不多，晋末、唐末及北宋末年的三次移民潮，大量人口迁移徽州，无奈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外出经商是一条出路。而新安江穿徽州而过，进入浙东成为富春江，汇入钱塘江流进杭州湾，它将徽州与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联结在一起，利用便利的水路交通，徽州向临安提供建筑木材、宣纸和山货，形成了牢固的商业圈，徽州的商人声名渐起。通过走向都城临安、走向全国，徽州商人在从事陶瓷、茶叶、木材等生意的同时，依靠雄厚资金经营低利的典当行，还投资染色、打磨布料等手工业，经营工场。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独占了松江棉布等贸易，当时有种说法，“松江的财产全部被新安商人带走了”。天工开物的作者、明朝杰出科学家宋应星估计，明万历年间，扬州盐商总资本不下三千万两。盐业的巨大利润，自然吸引徽州商人走向盐业中心扬州，与陕西、山西商人竞争盐业贸易，并战而胜之。清代，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清政府将全国划分为11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扬州盐商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6个省份的巨大盐业市场。乾隆时期，两淮盐业鼎盛至极，“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乾隆三十七年（1772）,户部库存银不过7800万两，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余万两，而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清代文人则认为，扬州盐商总资本最多时可达七八千万两。扬州盐商的财富也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明清时期的扬州，是一座构筑在徽州盐商巨额白银之上的商贸消费城市。通过以盐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兴盛，吸纳徽商等客商文化，融合、创造于苏商文化之中形成了扬州盐商文化。它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从总的来看，其完成了江苏扬州等地的本土文化和以徽州商人为主的客商文化整合，为苏商在近代崛起，进行了充分的文化准备。二、扬州盐业商贸的历史渊源扬州的兴盛得益于地利大运河。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淌，自从隋朝开通大运河之后，长江、黄河以及淮河、永定河、钱塘江等东西流向的河流被南北走向的大运河串通起来。扬州处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南临长江，北接黄淮，从扬州可横穿东西，纵贯南北，一时间扬州成为“南北大冲、百货云集”的水陆交通枢纽。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扬州邻近我国最大的海盐产场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国家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司就设在扬州。两淮盐场的盐主要通过扬州进入长江、溯江而上辐射供应皖、湘、赣、鄂以及西南部分地区。扬州成为盐业商贸重镇，并非始于明清。食盐专卖在唐代已是扬州城市经济的重要因素。到元代，扬州成为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扬州，也是军事和工商业交集的一座城市，他在第一百四十三章扬州城中写道：“扬州城很大，它所属的二十七座城市，都是美好的地方。扬州很强盛，大汗的十二男爵之一驻扎在此地,因为这里曾经被作为十二行省之一。我要向诸位说明的是，本书主人公马可波罗先生，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城治理达三年之久。扬州的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倚靠工商业为生。这里制造骑兵装备的工匠与作坊很多，因为在城里和附近驻扎着大量皇帝的士兵。”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亚芬安妮曾准确地描述民扬州是一座商贸和军事双重重要的城市：“有时候商人云集，有时候士兵云集,有时候混而有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扬州在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成为军事堡垒，在统一时期又转变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因为，每当国家分裂期间，江淮之间往往就成为一道南北分界。当国家统一、政治稳定之时，扬州通常能够从大运河以及食盐专卖获得发展。明清时期，扬州在盐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秦商、晋商、徽商纷纷涌入扬州，经营食盐运销。扬州盐商与广东行商、山西票商一起，并称清中期全国三大商人集团。在扬州，运盐依靠水路码头，扬州城外沿运河一线，运商云集，修建了大批经营盐贸易的店铺，如“黄家店”“富家店”“樊家店”“穿店'等，鳞次栉比，分布于北河下到南河下长达4里的狭长过带。扬州也因盐商聚集和盐业商贸而繁荣昌盛，成为江南第一大都会。财源广进，必人丁兴旺，其时，扬州人口50万，居世界城市第六位。三、从“开中制”到"折色制徽商进入扬州成为扬州盐商主力元灭明立之初，蒙元军事势力盘踞在北部边疆。明政府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被称为九边或九镇。这条管辖边墙全长数千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需要长年供给粮草。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军需品。为了运送驻军所需物资，明政府不仅抽调大批官军，还征调民夫，每年花费在驻守长城沿线驻军物资的银子就达上千万两，让明朝财政不堪重负。于是，“开中制”（也称“纳粮中盐”）应运而生，即由商人把内地的粮食、军需运到边防，官府以盐引作为补偿。商人凭盐引下扬州贩盐，从中赚取巨额差价。这种边关一扬州的军粮换盐专卖的贸易，从一开始，大多是靠近边关的山西人、陕西人，还有徽州人在从事营运。陕西、山西商人从内陆召集劳动力，建立商屯生产粮食，他们在黄土高原的沟谷中挖洞作粮仓，存储大量粮食，然后运进政府指定的军营，获取贩卖盐的权利，“秦腔歙语满天下”，山西、陕西商人（合称“西商”）从西北边境来到扬州，使扬州成为西商云集之地，他们在扬州修建了华丽无比的“陕西会馆，而在扬州做盐生意的徽州人，大都来自徽州府城所在的歙县，他们就近而来，至折色制”时，扬州盐商则以遍地游走的徽州商人居多。“折色制”，是15世纪中叶之后，明朝政府为了获得白银，把从民户那里纳税以及明初时规定的实物纳税的内容全部变为用白银缴纳，同时在盐业贸易中直接从盐商那里征收白银。缴纳的白银调往北边，用于调度军粮。这样，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由于徽商比陕西、山西盐商距离两淮盐产地和市场区域更近，参与盐业贸易更加有利，因此，“开中制”下具地理优势而垄断盐业买卖的西商地位受到冲击和动摇，“折色制”增强了徽商在盐业贸易中的竞争力。明代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山西、陕西盐商联手在扬州对抗徽州商人，到了康熙年间，“徽进、陕退、晋转”一徽商大幅挺进，陕西商人退出，山西商人转走，徽商成为两淮盐商的主流。近代文化人陈去病在五石斋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确实，两淮盐法志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两淮著名盐商共80个，徽商独占60个。四、政商关系下扬州消费城市格局和价值取向徽州盐商群体能够在扬州崛起，仅靠商业主体的奋斗是不够的，而寻租皇权才能为商，形成皇权和盐商对盐的紧密垄断买卖关系。没有盐引，就没有盐商的盐业垄断和富裕。两淮地区是当时中国食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在“康乾盛世”时期，扬州盐业达到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乾隆时期为例，两淮地区每年核定的食盐运销总量为180万引。以一引364斤计算，180万引就是6500多万斤盐。此外，每年有10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官方指定的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销售。扬州盐商在两淮盐场的收购价格为一斤五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为每斤二三十文钱，毛利达到约500%O扬州盐商正是从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如个园主人黄至筠（17701838）曾任两淮商总五十余年，“家资累积巨万”，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建造了个园，花费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江苏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康山傍宅与为邻，口岸新签怒忽嗔，明白安详江广达，散商依旧总商人。”这首扬州竹枝词真实描摹了清乾隆末至嘉庆初（1800年前后），扬州盐商聚集炒卖盐引，牟取厚利的情形。扬州盐商深知官府之所以会给予这样的政策，是因为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撑，只有持续不断地给国家创造税收才会有政策的延续，因此，他们决不与政府争利，而是利用朝廷需要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在奋力为国家创造大量盐税的同时，也为自己攫取丰厚的利益。正可谓：报效国家，或是直接报效皇帝及相关官员，使官府得到寻租”空间，以此获得官府更加有力的支持，牢牢把控盐业垄断买卖。为了得到皇权的庇护，扬州盐商积极欢迎清朝皇帝的南巡。仅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就耗银20万两，大盐商江春曾代表两淮盐商六次招待皇帝，两次恭贺皇太后生日，还参加过皇帝所邀请的“千叟宴”；百名盐商巨贾，捐银修建江都高旻寺、镇江金山寺和焦山寺等行宫，疏浚扬州内河，并建造画舫，使扬州城焕然一新，扬州的大盐商“越俎代庖”代替地方官员接待乾隆，投皇帝之所好，极尽笙歌酒色，铺张奢华。而扬州城也因盐商贸易的渊源和盐商的崛起，逐渐形成了消费型城市的格局。唐朝时期，扬州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大城市，是人文荟萃之区，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许多诗人为扬州所吸引，联翩而至，写下了歌咏扬州的诗篇：“烟花三月下扬州”“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橘近斗牛”等，吟唱扬州的繁华。扬州因明清盐商和盐贸易而推进了城市格局的出新。明朝嘉靖年间，为防倭寇侵掠,确保盐运司课银的征收和盐商大户的安全,扬州于旧城外环河增筑新城。平倭之后，新城日益繁华，盐商麋集骈至，万历年间，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铸焉”，扬州成为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清代康乾盛世，随着社会经济逐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淮盐销售顺畅，盐商获利甚巨，扬州河下一带华屋连苑，成为富商聚集之地。由于盐产销兴旺，极大地促进了扬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城商业市肆稠密，异常繁华。消费城市的格局举国瞩目，多子街两边皆绸缎铺；翠花街“市肆韶秀，货分隘列，皆珠翠首饰铺”；钞关街“两畔多名肆工盐商财力雄厚，盐税在国家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汇兑产业随之迅速发展，钱庄、典业发达，“淮南淮北生涯好，侨寄新添会票人”，扬州成为全国最大金融中心。同时，盐商为迎接皇帝南巡修建的一批园林和行宫，扬州形成了以这些行宫为中心轴线，以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宅逐渐扩散的城市格局。特殊的政商经济关系形态，使扬州走上一条商业和消费城市的发展道路。各地盐商在扬州兴建了不少会馆，如东关街、剪刀巷一带的山陕会馆，以及湘、鄂、赣、皖四省盐商议事之地的四岸公所等。官员、大盐商、商人、文人、闲人、服务业从业人员、旅游者构成了18世纪扬州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扬州味儿”“扬气”成为扬州消费城市的专有描述词，指的是追求生活的享受，讲究奢华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