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编纂原则.docx

论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编纂原则花间集由后蜀勋臣赵廷隐之子、卫尉少卿赵崇祚主持编黑，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前后。此时赵廷隐虽居高位，但在后蜀新主孟昶削减武将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文治政策的政治形势下，仍觉临渊履冰。面对众多勋绩卓著的武将或是夷族或是流放的惨烈情形，赵廷隐最终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花间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编纂成书的。此书虽由赵崇祚主编，但编纂花间集却是家族行为。赵氏家族动用大量人力编纂此书，不仅于词作内容风格的遴选上用力甚多，在编纂形式上更是用心良苦，以期投合孟昶的文学喜好，逢迎后蜀的文治政策，昭示武将家族的转型，表达忠心为臣之意。此是赵家身居要位、全身远祸的种方法。花间集成书后，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而广泛流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家族政治危机的作用。兹详论之。一、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选词取向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言"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成都文类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蜀先主孟知祥初到四川之时，面对“蜀中群盗犹未息"的局面，择廉吏使治州、县，蜀除横赋之苦，安集流散之民，"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笫8966页.蜀中的经济渐渐得到恢复。后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宋王明清：挥感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2页。他没有披挂上阵、血染疆场的经历，身上少有武将的专横，却多了文人的儒雅。其兵不血刃，通过“擒王”这一简单有效的方式，铲除了军事强将李仁罕等人，扭转了武人跋扈恣睢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针对五代时期军事将领常拥兵自重的局势，孟昶着力握弃“武功”,提倡“文治"。其力戒前蜀王衍荒淫骄佚之失，颇勤于政，孜孜求治。罢兵修睦，与民休息，蜀中渐趋安定富庶。至广政二年（939）、三年（940）,“边陲无扰，百姓丰肥"。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瞪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049页。孟昶抑武事而扬文教，其提倡儒学，主张以文教礼乐治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刻经修史。孟昶"绍汉庙学"，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篆刻石经。后蜀石经肇刻于广政初年。宋曾宏父石刻铺叙言“益郡石经，肇于孟蜀广政。悉选士大夫善书者模丹入石二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后蜀宰相毋昭裔曾“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9页。蜀石经有经有注，为历代石经所罕见。清人杨宝臣言“蜀石经悉遵太和本，为唐代传写之遗，开成仅刻经文，孟氏并镌各注，故可宝贵:蜀石经刊刻时间长，规模宏大，体例严谨，经注结合，堪为教民之典范。经书可为教化，史书则可为借鉴。后蜀重修史，设有史官史馆，修史制度比较健全。中原的五代修史仅是后代纂集前代在位帝王的实录，无后代修纂前代纪传史之举。而十国中的后蜀，既纂集本朝皇帝实录，又修撰前朝纪传史，是五代十国时期完整维承唐代修史制度的政权。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40页。后蜀李吴主持修纂四十卷前蜀书，又主持修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后蜀后主实录八十卷。且有蜀祖经纬略一百卷，枢机集二十卷，合编当时朝廷的制造奏议。孟祖注重修史，其意不仅在借鉴前代兴亡，更在加强政治认同，乃是“文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兴办学校。学校的广泛设立是教民的重要环节，是推行教化的重要途径。此在治蜀历史上有成功先例，可为孟昶借鉴。宋人吕陶在经史阁记中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日文翁之石室，二日高公之礼殿，三日石壁之九经"。宋吕陶：经史阁落成记，成都文类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石室乃是西汉时期蜀中所设立之学校。礼殿指东汉兴平元年（194）蜀郡太守高公于文翁石室之东建周公殿，并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九经即后蜀所刻石经。蜀上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教化的推行失去了基本的场所。孟昶于是“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O宰相毋昭裔亦出私财营学宫，立黄舍。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此皆为培养人才，施行教化，维护统治。欧阳炯之忘形交景焕曾言孟昶“承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宋王明清：挥鹿录，第291页。其“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宋张唐英：蜀樗机，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6100页。又“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宋王明清：挥廛录，第291页。第三，镂印书籍。后蜀镌刻石经的同时亦刻印经书以推广教化。四川在唐末已有很多书坊，但其刻印的书籍多是阴阳杂记、字书小学等。始至后蜀，毋昭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经自毋昭裔雕九经及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文学复盛。（清叶镌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页。后蜀镂印推广书籍之举，带有恢复文道、提倡教化之目的，亦是孟昶文治政策的重要表现。后蜀刻印经书，也镂印文学书籍。在后蜀立国之际，如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言，"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文学之道受齐梁之风的影响，大有凋敝之态势。前蜀后主王衍“尤酷好靡丽之辞，常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日烟花集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王衍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一时间浮艳之作风靡，社会风俗习尚亦随文道而凋敝.孟昶有感于此，故试图通过刻印书籍的方式，大力推行教化，引导官民阅读，以建立新的文学和文化风尚。宰相毋昭裔在孟昶的支持下，"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769页。孟蜀所刻印之三种书籍，是现知总集、类书最早的刻本，亦是李唐时期官方提倡阅读的文本。白氏六帖注重历史的经验，文选注重文体与文辞，初学记文质兼备，三者皆与唐太宗的教育要求相吻合，故作为国家重要的教化书籍广泛推行。孟昶刻印推广此类书籍，亦是.重教兴文之展现。孟昶提倡文治，喜好文学，其品位高雅，不喜浮薄之作，蜀樗机记昶“尝调李昊、徐光浦日'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工宋张唐英：蜀祷机，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6093页。但正如花间集序所言，其时教坊所歌之辞多承“南朝宫体”、“北里倡风”，拙俗鄙俚、荒嬉佻达，与后蜀宫廷高雅的文化品尚不相符合。孟昶常创作诗词于宫廷奏唱，自是需要一部高雅的乐歌集以丰富乐伎表演之曲目，赵崇祚家族深谙于此，花间集之编纂必定要符合孟昶的文学喜好与文治政策，方可达到取悦孟昶之目的，是以花间集遴选词作首求典雅。在词牌的选择上，赵崇祚所录多为“乐府相传”与“豪家自制”。花间集序所言之“乐府相传”乃是由汉魏古调衍变而成的古朴雅致的词调，其中以杨柳枝落梅花采桑子为代表。接贤宾赞成功满宫花等未见于教坊记，亦未见于敦煌歌辞的词调，即欧阳炯所谓的“豪家自制匕这些自制之词，亦可“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同样展示出花间集逐雅的文学品尚。花间集迎合孟昶喜好而重视文字与声律。孟昶对字声颇为看重，宰相毋昭裔著有尔雅音略三卷，孟昶次子元珏的老师陈鄂仿唐李瀚蒙求、高测韵对，为四库韵对四十卷。崇文馆校书郎句中正精于字学，凡古文、篆、隶、行、草诸书，无所不工。故花间集序开篇即言字声：“镂玉雕琼，拟化工而5S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合歌"与"谐律"，明确指出编纂者对于词体内部音律的重视。“剪裁”与“雕镂”，乃是对文字与声律的反复琢磨。此说明如琢如磨的作品在经过“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的挑选后，方能进入花间集，成为唱词的标准。花间集择录词作之时于声调文情的配合上亦十分留意。赵崇祚着力寻求声辞配合最佳的作品，在选调上注重区别刚柔哀乐，同时留意语调的缓急、叶的的疏密、句子的长短，以增加词作的韵致。花间集于众多题材中独钟情于闺情与花柳，集中更多的是如顾篁“为时艳称”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813页。般的小词。此类作品风格旖施婉媚，情致幽杳绵长，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典雅的情致，既适合宴会奏唱，乂符合孟昶所好。孟昶崇文，花间集选词遂以典雅为基本原则，但值得指出的是，此仅为花间集编纂规则之表层，此书的编纂实本着一定的政治原则，以更好地与孟昶的文治政策暗中契合。二、花间集选录“十八”词人的政治喻意与五代时期其他词集不同，花间集收录十八位作家。此举看似无心，实是经过慎重的考虑。因为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五代时期，“十八”皆非普通数字，而是带有一定政治文化内涵、人物群体指代的符号，具有丰富的内蕴。“十八”带有政治文化意蕴或始于汉代。史记载汉高祖“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28页。汉书记“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工（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7页。此十八人曾辅佐刘邦开疆拓土、一统江山，功勋卓著，故裂土封侯。这个群体是汉初天下的中流砥柱，于君民心中有崇高地位。是以“十八”这一数字隐隐带有政治色彩，渐渐深入人心。至唐，“十八1的政治意蕴愈加浓厚。唐高祖李渊因秦王李世民功大，前代官位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又开天策府，并于天策府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旧唐书记“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又"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5931页。李世民文治武功，其仿汉高祖封十八列侯之举，确立十八学士，此种行为带有以政治力量引导文化发展之意味，亦含有成人伦、助教化的政治动机。其后唐代君王多有效太宗之举，以显示朝廷对于人才的渴求与尊重。旧唐书记武则天时“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解、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土图后晋刘峋：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915页。唐玄宗开元时下诏以张说、贺知章等人为十八学士，命董萼画开元十八学士图，记录十八位学士的姓名、表字、爵位等，并亲自撰写赞文，以示推崇及颂扬。唐十八学士之说影响很大，五代"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部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土"，号称天策府十八学士。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9208页。宋代对“十八学士”亦甚推崇，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亲洒宸翰，画秦府十八学士像，书学士姓名，并御笔题诗二首，以示其延揽人才之心。北宋钦宗、李公麟，南宋刘松年也都曾创作或临募十八学士图。王隽：“十八学士图”的绘制、衍变及其文化内涵，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唐十八学士之说的影响还渐至宗教、文学等领域。佛教十八罗汉的说法，就是在唐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唐高宗永徽五年，玄奘译成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介绍了十六位大阿罗汉。随着佛经的广泛流传，十六罗汉的信仰及图像流播开来。于向东：五代、宋时期的十八罗汉图像与信仰，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但或受十八学士的影响，十八罗汉的说法亦产生。唐人李华杭州余杭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言“天宝十三年春，忽洒饰道场，端理经论，惟铜瓶锡杖留置左右，具见五天大德、十八罗汉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