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docx

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FromLocalLiterature,RegionalLiteraturetoLocalPathrResponsetoSomeIssuesabouttheStudyof"LocalPath”作者：李怡作者简介：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成都610207）o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22年第20221期第63-69页内容提要：现代中国文学“地方路径”研究的提出可以置放在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线索中来加以认识。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地方路径”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将有意识地超越“地域文学”或者“地方文学”的方式，实现我们联结民族、沟通人类的文学理想。“地方路径”的提出是对文学与文化研究之“空间意识”的深化，也是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向的一种有益回应。中国学者对“地方路径”问题的发现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者说自我认知深化的结果，是创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积极体现。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2年04期关键词：地方路径/地方文学/区域文学/文学地理学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冲突融合研究"（18AZM）22）；四川大学学派培育基金2020年，我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中，以内陆腹地的成都为例，考察了李勃人、郭沫若等"与京沪主流有异”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提出这里存在另外一种近现代嬉变的地方特色。这一走向现代的“地方路径”值得剖析，它与风姿多彩的“上海路径""北平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版图。沿着这一方向，我们有望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同年1月，当代文坛开始推出我主持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专栏，邀请国内名家对这一问题展开多方位的讨论，到2021年年中，共发表论文33篇，涉及对四川、贵州、青海、安徽等省和内蒙古*,昆明、武汉等市，以及江南、华南、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晋察冀、绥远等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的观察，也有对作为方法论的"地方路径”的探讨。2020年9月，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当代文坛杂志社还联合举办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研讨会，国内知名学者与专家就这一主题的诸问题深入切磋，到会学者包括阿来、白烽、程光炜、吴俊、孟繁华、张清华、贺仲明、洪治纲、张永清、张洁宇、谢有顺等。2021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理事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会议主题也确定为"地方路径与中国现代文学"，线上线下与会学者100余人继续就"地方路径"作为学术方法的诸多话题广泛研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主题会议还得到了首次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的支持。经过了连续两年的酝酿和传播，“地方路径"的命题无论是作为理论方法还是文学阐述实践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以当代文坛"地方路径与现代中国”专栏两年来的专题讨论为例，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反应："地方”引发了文学空间的扩展，其中江南、华南、绥远，及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作为空间的“地方"推动了学者对邻近问题的联想，例如刘大先提出的“族群”问题等；当然，也有对"地方路径”话题予以提醒、修正的声音，包括李永东对“去中心化”的不同意见，张全之对“地方"视角有限性的揭示等。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的工作恰恰可能是更加冷静和理性的反思，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文学批评的尝试。就像任!可一种理论范式的使用都不得不经受"有限性"的警戒一样，"地方路径"作为新的文学研究方式究竟缘何而来，又当保持怎样的审慎，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同时，这种重审"地方”的思维还可以推及什么样的领域，带给我们其他什么样的启发，对此我们也可以在更多的方向上加以尝试。"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论语的古训。19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现了"概念"之于历史事实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概念史"(conceptualhistory)的研究。我们的相关研究中其实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联系却又颇具差异的概念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文学地理以及我所强调的地方路径。它们绝不是同一问题的随机性表达，而是我们对相近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不同的关注和提问方式。虽然"地方”这一名词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出现而变得内涵丰富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使用当中，"地方文学”却首先是一个出版界的现象而非严格的概念，即学界对它本身一直缺乏认真的界定。地方文学的编撰出版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升温，但凡人们感到大中国的文学描述无法涵盖某一个局部的文学或文化现象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放置在"地方”的范畴之中，因为这样一来，那些分量不足以列为“中国文学”代表的作家作品就有了郑重出场、载入史册的理由。近年来，中国文学史著撰写相对平静，各地大量涌现了以各自省市为单位的地方文学史，不过，这种编撰和出版的行为常常都与当地政府倡导的“文化工程”有关，所以其内在的“地方认同"或“地方逻辑”往往不甚清晰，不时给人留下了质疑的理由。这种质疑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分歧。学界一般认为，"地域文学"就是在语言、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共同体形态，这种地区内的文学共同体一般来说历史较为久远、渊源较为深厚，例如江左文学、江南文学、江西诗派等；"区域文学"也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学概念，不过这样的地区却主要是特定时期行政规划或文化政治设计的结果，如内蒙古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京津冀文学等，其内在的精神认同明显弱于地域文学。“地域内部的文化特征是相对一致的，这种相对一致性是不同的文化特征长期交流、碰撞、融合、沉淀的结果，不是行政或其他外部作用所能短期奏效的。而区域内部的文化特征往往是异质的，尤其是那种由于行政或者其他原因而经常变动、很难维持长期稳定的区域，其文化特征的异质性更明显."在这个意义上，值得纵深挖掘的区域文学必须以区域内的历史久远的地域认同为核心，否则，所谓的区域文学史就很可能沦为各种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无机堆砌，从而被一些评论者批评为"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实际上不但割裂了而且扭曲了文化的真实存在形态"等。199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开始推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它虽然以"区域"命名，却实则以“地域文学”的精神流变为魂，以挖掘区域当中的地域精神的流变为主体。而前面所述的“地方文学"如果缺乏严格的精神的挖掘和融通，同样可能抽空“地方性”的血脉，徒有行政单位的“地方"空壳，最终让精神性的文学现象成为大杂给式的文学"政绩”的整合，而大大地降低了原本暗含着的历史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也一直关注和记录着地域风俗的社会文化意义，诗经与楚辞的差异早就为人们所注目，禹贡早已有清晰明确的地域之论，汉书隋书更专列“地理志"，以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为记叙的内容，由此开启了中国文化绵邈深远的“地理意识”。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研究由古代文学领军，率先以“文学地理”的概念再写历史，显然就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承袭，至21世纪以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日臻自觉，似有一统江山，整合各种理论概念之势一包括先前的地域文学、区域文学。有学者总结："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也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这也是特别看重了这一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当然，也正如另外一些学者所考证的那样，西方思想史其实同样诞生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并且这一概念也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进入了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地理思想兴起的重要来源："文学地理学是18世纪中叶康德在他的自然地理学中提出的一个地理学概念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和强国新民的历史大潮中，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刃硅的政治学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历史。"(11)认真勘察，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渊源的文学地理学依然与我们的研究有别，"在康德的眼里，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学的分支学科"。(12)后来陆续兴起的文化地理学，也将地理学思维和方法引入文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感性主导色彩，使之走向科学、定量和系统性。而兴起于后殖民时代的地理批评以"空间"意识的探究为中心，强调作品空间所体现的权力、性别、族群、阶级等意识，地理空间在其中常常体现为某种隐喻之义。现代环境主义与生态批评概念中的“地方”首先是作为"感知价值的中心”而非地理景观，用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的话来说就是："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13)较之这些来自域外的文学地理批评，中国学界自己的研究可能一直保持了对地方风土的深情，并没有简单随域外思潮起舞，虽然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还是承认,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是对外开放、中西会通的结果。“地方路径"一说是在以上这些基本概念早已畅行于世之后才出现的，于是，我们难免会问：新的概念是不是那些旧术语的随机性表达？或者，是不是某种标新立异的标题招牌？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回答的。在现代中国讨论“地方路径"，这题目容易引起的联想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提中国文学在各个地方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要继续"深描"各个区域的文学发展而使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得以完整？我们当然关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系列共同性的问题，而不是试图将自己局限在大版图的某一局部，为失落在地方的文学现象拾遗补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出地方的有限性，进入区域整合的视野甚至民族国家的视野乃“地方路径”的题中之义。但是，这样的尝试却又在根本上有别于我们曾经的区域文学研究。在中国，区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集中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本质上是对1980年代以来"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思潮的一种延续。作为领命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的首批作者之一，我深深地浸润于那样的学术氛围，感受和表达过那种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推进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执着和热诚。在那种急切打破思想封闭、融入现代世界的焦虑当中，我们以外来文化为样本引领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渴望无疑是真诚的，至今依然闪耀着历史道义的光辉，但是，心态的焦虑也在自觉不自觉中遮蔽了某些历史和文化的细节，让自我改变的激情淹没了理性的真相。例如，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了对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假想，认为历史的意义首先是由一些巨大的统摄性的“总体性质”所决定的，先有了宏大的整体的定性才有了局部的意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先有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观念，才逐步推广到了不同区域、不同地方的思想文化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文化的接受、吸收，在少数先进城市的定力实践，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蓝图"，然后又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传播到更为内陆、更为偏远的其他区域，最终完成了全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虽然区域文学现象中理所当然地涵容着历史文化的深远印记，但是作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我们的主导性目标还是考察它是如何"走向世界"，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的，所以事实上，当时中国文学的区域研究的落脚点还在于讲述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如何自我改造，接受和汇入现代中国精神大潮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并非凭空捏造，它就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的基本事实，然而，这其中可能被我们忽略的是文化的自我发展归根到底并不是移植或者模仿的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演进和生长，是主体基于自身内在结构产生的一种新的变化和调整，这里主体性和内源性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最终表现出了一种不容回避的“现代性”，那么也必定是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适应这个时代的新的精神的变迁，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为中国先建构起了一个大的现代的文化，然后又设法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