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文献学研究——以《子藏兵家部六韬卷》为中心的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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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尉缭子文献学研究一以子藏兵家部斗豳为中心的考察尉缭子首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其后历代均有著录且多有引用，但并未引起历代统治者和学者们的过多重视，与其书之价值完全不相匹配。北宋以前，是书无有校注，史不见载有诸家研究之专著，且引文也多以单句的形式作为一些类书、兵书的注释。其于宋神宗时期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也是由于在北宋元丰年间该书与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和李卫公问对一起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号为武经，分赐将校并成为武学教材。此后，尉缭子一书传播日广也得益于武经七书整体重要性的持续不断提高。因为自武经七书成书后至明清，虽然该书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显现，但历代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均是作为武经七书整体研究的一

2、部分，未有人是专门致力于此一书的。尉缭子成书后第一个为其作注的是张载。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事，甚至欲结客复取故唐洪西之地。时年二十一岁，以书见谒范仲淹，范一见而知载远器，范文正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于是我尽弃“异学”，淳如也。1可见北宋时在面临边患迭起的冏况下依然喜儒斥兵，视儒学之外尽为异端，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尉缭子五卷条目下注有“张横渠注尉缭子一卷，但也是指出“其辞甚简。2武经七书成书颁行时，尉缭子亦以无注白文行之，因为当时该书所行注本均“无足采者”，其后仅行本书只有原文流传，“元丰六年丙辰，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文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

3、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3明初洪武问，刘寅因孙子以下六书无注，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虽尝口授于人，而竟不能晓达其理。于是取其书，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故首为该书注疏者为刘寅尉缭子直解4其后明清注家纷然蜂起，研究成果日进一竿，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该书校注方面，注疏占据绝大部分，而该书原文南宋时各本已有互异，但仅有清人孙怡让尉缭子札逐斛证原文字词讹误，首发文献校勘之端。相较其他“六书”，尉缭子之所以不受历代学者重视，是由于后世争论在成书不久已端倪可

4、察。对于影响该书研究的争论有两点：其一是对该书真伪的质疑。宋人为始作俑者，陈振孙始有质疑，“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本书否5,至清季疑古风气转激，加以清人推波助澜，使之从存疑到被定为“伪书”，姚际恒放言其伪昭然，指责该书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走耶?”6同时又有一些学者与之针锋相对，高度评价尉缭及其书。明人陈仁锡在尉缭子奇赏中高度赞扬尉缭深得战胜攻取之法，认为其兵法非纸上之言，高度评价其“自成一家二清人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堪称武经七书注解类的集大成之作，而他对尉子的评价也广为今人学者所引用，“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

5、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琳缭”7o其二之争议则为该书末章“杀士卒一句，历代学者多以其立论惨刻，而欲贬斥缭言、毁弃其书。在以儒家思想为普世价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及在孔孟仁义思想熏陶下的特定历史条件，任何残忍暴虐的思想都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轻者被斥为异端，重者辄遭毁弃。如战国策之流，因其中游说权谋之徒，见货于俗”，后世儒生以为其书邪说害正，是故必灭其籍”方可稍释心头之恨，至曾子提出新的思路，“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8；鲍氏亦曾有曰，如战国策之术有苏、张纵横之说，故学者讳之置不论8。或尉缭子书由“杀”而不为学者所喜，是以见废；或又如明人阮汉闻

6、言“古今讥之为略疏，数语置之箧中二十余年，缭书遂封尘饱蛀”9。尉子之书因此种种原因被时人所弃，也是大有可能的。乾隆年间，是书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并且在乾隆皇帝大规模的兵书毁弃运动中也能得以保存流传，可见其流传已广并有其过人之处。缭书虽时遭讥贬，但书中本旨所论则皆合于正，明清时人已然多有所论，至四库书成，官方已有定论，“其书大旨主于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有合于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四库馆臣更是高度评价尉缭“自孙武、吴起而下未有能通之者也。10宋元

7、丰以降，至明初时方始有致力于尉缭子者，自刘寅初开隼路取其书宋本以下悉心校注，缭书校注之研究成果方渐见丰硕，故下文分以缭书之校注史以及历代诸书称引两类分别列述之。-尉缭子校注史缭书自七书后方广为流传，为时人所重。北宋后历代尉缭子均以此为底本，今本也是如此。但孙子以下尉缭子并六韬三略吴子唐李问对司马法六书无有注解，仅以原文通行于世，流传至明初时已经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虽尝口授于人，而竞竞不能晓达其理”9o是以自明代开始诸注家开始对缭书愈加重视，故多有注疏，甚至对各篇章名之意都加以详注，现取今存诸家著述参看略论其流变。无论刘寅是因为缭书“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还是旧注数家矛盾不一，学者难于统会

8、，其首注缭书，发是书文献学研究之端，隼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现已知最早本为明洪武乐安孙氏刊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现存最古为明成化二十二年(I486)保底赵英刊本，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有藏。1口在今看来刘氏所注较为粗陋简略，其注大多仅将原文译作当时所通行之白话文，少有征引以为注释，译意多于注功，可视作缭书古译文。此外在卷首还考述了尉缭其人及其书，尉缭其人其书之相关争论问题研究亦开之于刘氏，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其所论较为全面，指出了今本篇数以及尉缭时代的问题，并对前人质疑的不见于史载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又该书为完本全篇，是宋以降第一部存世的全本尉缭子，尤有校勘缭书原文之价值

9、，但注疏价值远低于其校注尉缭子的开创之功。明末孙履恒有哀谷子商陵尉缭子，其体例大体同刘本。是书有疏无注，但硫为最详。孙氏于原文自择若干章句后附以其疏，每以“孙履恒曰为开篇。孙氏疏所称引较之他注，除论述深切及参校他书之外，孙氏多援唐宋故事4祖制国朝典章与“九边军制”等引入缭书注疏之中，并将比较其异同。如解释“内卒出戍”时，孙氏曰：“国初亦行之。而后停止者，缘沿途驿骚，在镇骄悍。有警不用命，失亡恐稽查，外内称不便故也。9所以孙氏用现实的军事关系来注疏缭书，注解之章句不仅浅显易懂，更于书中保存了更多明末的军事史料。归、文二人集前人众说，每多援据，开缭书群注之先河。是书非为全本完篇，收录于诸子汇函中，

10、只有原书其中五篇。但所校勘版刻成书，分有夹注、旁注及眉批。正文中和章名下有双行小字夹注作为解释，盖为文震孟所参订；章末旁注引有宗方城、王遵严、何仲默、王风洲和舒国裳日作为篇中大意的总结与品评，眉批引用林见素、黄廷臣、钱鹤滩、陈明卿、罗景纶、王羡陂、胡执礼、童士星、王子充、黄肯玄、袁了凡、庄定山、宗方城、杨遂蕾、焦弱侯、姚东泉、闵午塘、田豫阳等语，归有光辑众说作为眉批及章末旁注以评注正文。值得注意的是，明本应还有王凤洲及袁了凡评注本，盖传至民国时已非全本，张谓撰有评注尉缭子精华，今存民国九年(1920)上海子学社石印评注的子精华本。其非全本完篇，张氏辄摘取其中重要章句集次于书，注疏均引袁了凡与王

11、凤洲所注，与归本所称引袁、王二者日不同。归、文引书颇多，虽旁搜书籍亦难免于因音随文生义等漏误，如在对其人其书考察时，他认为缭书著者及时代为魏人司马错也。其后陈仁锡尉缭子奇赏亦从此说。鬼谷高弟，隐夷，魏惠王将：考察其书篇数则更显粗略，“陈兵法二十四篇，忽略了汉志中两家尉缭的篇数均与今本不符这个问题：并且在对待末章“杀士卒”等语的态度“惨刻太甚，岂尚严过者欤”。此三说后来为多家援引，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对后世缭书的校注影响尤为重大。陈元素标题评释尉缭子体例全同归有光本，注释较为详细，贵在全出己见所论得宜，眉批词句为陈氏自取原文总结之精炼。七书参同由李贽推释，藏应骐校阅，蔡国辉参订，亦循群注体例，

12、故所论属诸本较为深刻。其书为全本完篇，注疏体例与刘寅本同。原文若干句后附以己见，多引古史、故事以释今说，所注全为己论不引他说，全书充分体现了李贽的个人思想，是研窕其人及其思想的重要史料和有力佐证。后世多认为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12认为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建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此说似成定论，但从卷首所见李贽论尉缭其人其书则可知世传失真，他指出“尉缭崇修人事，率民务农为本，足以羽翼王政，充分体现了李贽的原儒情节13；但另一方面，李贽在书中对尉缭严刑峻法多深以为然，虽世议其兵令严刻

13、，不出于刑名之家，但他执书覆案，认为尉子“然究其用，诚救时良策也”。由是可见，未必不是李贽有感于时势崩坏，为御其道无所不用旁术。后世将归有光本与李贽本对尉缭之论述综合，成为诸注家通行之说。赵光裕新刻注释标题尉缭子正义是缭书武闱注本的开山之作，为全本完篇，有校勘原文之价值。现存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本。该书为赵光裕注释，庠生赵三锡与武生方镇仝校，正文以双行小字夹注，武学讲兵不求甚解，甚至武闱有时只要求能默写原文即可，故注释较为浅略，并列每页重要词句于眉批但无疏论。沈应明本与赵光裕本体例相同，注解虽较为简略但所注均出己见，多为前者未注者，可与他作互补参看，且有校勘原文之价值。书

14、末有君燮评语，第一次明确指出缭书通卷论形势而已，表明了撰者对缭书兵家杂家归属问题的态度。他对于尉缭于诛逃尤严，至末篇谓善用兵者杀十之半，次杀十三，下杀十一，由此指出缭书“是何可训也他又缭书语多谿刻而认定尉缭之学宗卫鞅无疑，然可称训卒练兵料敌制胜，盛赞尉子即孙吴当不远过工清统治者重武轻文，因以在武举与武会试中多重武力而轻笔试，在内场试土中又不作甚高耍求，仅要求能默写即可。以武考默写武经一事来看，清实录皇朝经世文统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多有记载。如道光十三年(1833)已未，宣宗谕内阁：向来武会试内场取中试卷，先于双好字号内选取，如不足额，再于单好字号内选取。移送内帘，以凭去取，此定例

15、也。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其弓力强弱，尤足定其优劣。至马步箭本有一日之长短，第能合式，自可命中。即如朕御紫光阁试中式武举马步箭。其能全中者，再阅时未必仍能叠中。至默写武经，又其余事，断不能凭此为去取14O故清代注本特色一为绝大多数均为“武试本”。二则是注本以无宗、浅薄和烦琐著称。清初彭继耀与蒋先庚集注之武经大全纂序集注本在赵光裕本的基础上，兼有刘寅本与陈玖学本之特点，发展出一种新的缭书注释体例，在此权先将之命名为武试本。武试本均将眉批变为上栏，原文并注为下栏，为照顾武生文功之不足，蒋彭本下栏正文旁常注有字音，下栏字音之外所论可看作刘寅本的更浅略之作。上栏体例似陈玖学本，摘取原文章句易出考题处为题，后附以该提之“要提”。要提务求全面，对于有所争论指出，并列诸说于其中，以待学者自得，如卒章杀士卒段善用兵者威加海内”一题。汪式玉本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上栏更为详细明确，明晰所列题”之题眼与题旨，所论注更为明了，余者与彭蒋本类似。尉缭子全解本为丁洪章辑注，邓帝校定，是清代缭书武试本中水平最高、注疏最为精善之本。此书丁氏援称诸家之注说而辑其大小标题可信者，可谓此一书在手，而众说皆具备，无须再旁搜诸武试本而免于遗漏。上栏有“赐书堂武经大小标题详解论法，针对武生内场策试而用朱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