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北京市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10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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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北京市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107(总分:1.00,做题时间:150分钟)申论1.二、给定资料1 .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一一这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90后农民工魏胜一的打工“履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新华视点”栏目组织的问卷调查和记者的调研均发现,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近年来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工漂”现象,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加强服务引导、一线劳动者收入增幅有待提高、城市“新二元结构”亟待打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走近“工漂族”:
2、潇洒还是无奈?“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胜一的家人这样评价他。高中毕业后出门打工这三年来,他足迹遍及广州、深圳、宁波、萧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全国各地,从事的十个工作中,横跨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多个行业。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不到5个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高,除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外,也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更多就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收入。魏胜一说,他没赚到什么钱,这两年不仅没给家里寄钱,反
3、而要父母贴补了他两万多元的路费和生活费用。虽然赚不到钱,但“工漂族”的花费可不少。魏胜一说,他喜欢玩网络游戏和聊天,经常和老乡相约在网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费用主要是上网费用和通讯费用,手机差不多每半年换一次”。看似“潇洒”,其实无奈。一方面,“年轻气盛”的他们不甘心安于现状,对收入的不满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岗位的低层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临现实困境。在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调查对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工去年净收入不超过两万元,有23.4%的人对工作表示“不满意”,但绝大多数的人今年依然选择在外打工。2 .已经在城里打拼了多年的黄先生,因为干得一手木工
4、活,数年来终于在景德镇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个月数千元的收入,让这位来自乐平市的29岁汉子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城里人,但荷包里的“银子”却不比城里的工薪族少。于是今年年初,黄先生便将孩子和妻子都接到了景德镇。然而,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的孩子想要进入城里的热点学校读书就没有其他孩子那么“顺当”了。黄先生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城里落上户口,也让孩子顺顺利利地享受一回城市的优质公共资源。相对于黄先生,1971年出生的都昌人曹义双则更加幸运。1988年,曹义双从做泥工开始,凭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最终在景德镇办起了一家建筑维修企业。如今,曾被评选为景德镇市优秀农民工的曹义双,已通过购房即可落户定
5、居的政策,成为一名真正的景德镇市市民。但他还经常挂念着自己手下那100多名农民工兄弟的“城市生活”。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有消息显示,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为推动农民工尽早、尽快融入城市生活,近日,民政部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结果在网上引发热议。网友“浪遏飞舟”称,“居委会对外来人员无关痛痒,我在务工地交税十余年,却从未享受到半点社会福利和便利,这才是政府应考虑的外来人员的悲哀之所在。”还有不少网友表示,农民工子女在入学、升学、就业、社保等方面也应该享有与辖区居民一样的待遇。农民工进城后,首先
6、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租房和子女求学等问题。但这往往牵涉到地方的财政实力,要全部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来自景德镇市总工会的信息显示,在景德镇市,每年有约18万来自乐平、鄱阳、都昌等地的进城务工人员,其中又以25岁至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而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都更加迫切地想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3 .新年伊始,大量的“农民工”话题取代了传统的“三农问题”,成为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考察时称农民工不仅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而且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民政部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中央探索将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个全局性的、专门性政策文件。
7、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进一步要求广东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现代世界,在确定公民权的时候仅仅会排斥外国移民。现在如果再继续把农民排除在城市公民身份以及各项福利之外的话,就属于一种制度方面的歧视。现在这种歧视已经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个人的苦难,而日益成为制度变革的困境。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再像父辈那样忍耐与沉默,他们的权利意识与要求较高的生活质量的意识特别强烈,但组织化程度低,流动性大,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因此,基于社会稳定的原因,政府也有必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在城市有安放之所。这绝
8、不是施舍,而是历史不公平的欠账。国研中心的一项测算称,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坦白说,这种算法从某种程度上将农民工市民化视为财政包袱,而事实上,如果没有户籍制度以及土地权利不完整的制约,农民工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财政成本,甚至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上的损失以及巨大的劳动付出,本身就存在欠账。此次意见的主旨是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二服务管理平台,按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将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社区服务项目逐步向农民工覆盖。显然,这个文件强调的是管理,让农民工有了社区归属就能把对他们的生存和行为监管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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