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乡村体制更替下的农民心理与认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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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年代乡村体制更替下的农民心理与认知摘要：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人民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家的主导下在乡村强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其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生产效率低下等固有的弊端。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情感与认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新制度推行中人们态度的复杂性。应当说，新制度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发，而相对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制度在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最终方向还是要走集体化和集约化之路，以实现农业第二次飞

2、跃。关键词：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河北省；口述史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24)01-0083-09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制度更替下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关于这一时期乡村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虽汗牛充栋，但以往研究中多为制度变迁的宏观探讨，且缺乏对“人”的生活和心灵体验的探索，特别是相关口述史研究尚有不足。此外，新中国集体化时期，河北省涌现出大量典型村落和典型人物，且河北省地处京畿之地，在各项国家的制度推行中往往具有示范模板作用。故本文选取河北省张家口、邯郸、唐山等地区村落进行口述史访谈，在此基础上，以农民的视

3、角，着重观察与探讨20世纪80年代前后乡村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下，农民的生活境遇与心理变迁，进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反观国家制度在乡村的更替、推行与演进的过程，同时探讨未来乡村振兴之路。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制度在乡村推行之初，农民普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一方面，集体化生产确实有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一情况也反映出当时国家宣传教育与动员的成功。但时过境迁，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在当时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下，农民对其态度与认知逐渐改变，出现了评价的多元化。（一）生产积极性与效率评价的普遍认识人民公社时期集

4、体化生产方式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正所谓“上工像绵羊，休息像倒墙，下工似虎狼，出勤不出力”。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在这一点发挥了其优势，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肯定。集体化时期乡村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仍较为落后，有的农户还是原始的牲畜拉犁，农业机械较少，只有公社的几台拖拉机，轮流给各生产队耕地，而且还要收取相应的费用。此外,“工分制”最初的实施是为了激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激励方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保证了社员的出工率。但从根本上说，工分分配制度脱离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劳动成果无计量标准，同时也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最终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在这一分配制度下，农

5、民普遍采取了混工分、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态度。如张家口东村访谈中，很多受访者反映，生产队时期，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村民1.NG评价说：“都是靠惯集体了，当时要说积极性没有那么高,只要是白天有活干，晚上混那十分，最多十分嘛，那会儿生产队记分，一级劳力挣十分，还有八分的、七分的。”可见，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及分配方式的弊端，已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二）生产积极性与效率评价的个体差异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化生产方式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效率存在不同生产队之间的区域性差异。应当说，集体化时期，生产队集体化生产确实存在出工不出力、劳动监督成本高、生产效率较低的问题。这也是学界和民众对这一时期乡村生产的普遍

6、认识。不过，通过访谈亦可看到，不同生产队之间生产效率及社员生产积极性存在差异，不同群体对其认知与评价亦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普通社员对此评价较低，而生产队干部则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如张家口东村1.NG谈到对人民公社的认同问题时说要按我现在的思想（集体化）就不如这个大包干。人民公社那会儿,只不过养活一些懒汉。这样就没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生产队劳动去，人也不给你好好劳动呀，混到黑夜记上那十分得了，调动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而曾担任生产队队长的DX1.对集体化生产下人们积极性的评价明显带有肯定倾向，称“积极性还好这一差异性的形成，分析原因如下：其一，生产队的经营状况及生产效率差异与生产队长密切相关，同时

7、也直接影响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集体化时期各个生产队为了提高自己所在生产队的效益，会制定一些增产措施，制定经营管理的方法。故此，不同地区与生产队之间的经营与生产效率存在一定差异性。如张家口东村GCC口述：“说起积极性，那得看跟哪一个队，看值I人管理能力。有好处有坏处，坏处就是比如生产队长能力差，副业就搞不上去。那时候，生产队必须一手抓农业生产、一手搞副业，才能把生产质量搞上去。像咱们二十四队挣十分能得一块二毛多钱，像十四队、十一队才得几毛钱。”据当时担任生产队队长的DX1.回忆：“主要还得是队长、负责人调动。今天跟他嚷，明天跟他嚷”，“生产队就跟过日子一样，不锄地能打上粮？管理得紧，生产队就多打

8、点，日值就高点”。由此可以看出生产队长的难处与责任，同时亦表明，生产队的效率同队长的组织能力与责任心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生产队的经营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身份与角色差异是影响农民对集体化生产方式下劳动积极性评价的重要因素。关于人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态度，有些受访者虽或多或少有怀旧的思绪，但总体给出了否定倾向的评价。不过，通过和张家口东村DX1.与GCC访谈的对比，也可以看出不同身份的人对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存在差异。曾担任生产队队长的DX1.对生产队给予了更多积极肯定的评价。这种差异的产生与社员身份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是与每个人或群体在制度中所获利益密切相关。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在集体化生产中会

9、获得更多的工分，而“四属户”（即半工半农户），按GCC所说，就“不吃香”，特别是“分粮分菜的时候，按劳力分，四属户就受气”。故此，这一群体对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化生产否定得更多，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制度则抱有更高的期待，评价亦很高。如GCC说：“责任制以后，像我们这种在外面上班的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回来起早贪黑的有时间种这点地，不受气了，自由了。吃也够吃了，也不用买粮了，那会儿咱们掏钱买粮，生产队都不愿意给。”从谈话中可见，这一群体对集体化生产有更多的抱怨。二、制度转型中的乡村与农民对新体制的认同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开始酝酿，并逐步推行。伴随着乡

10、村社会体制变革与转型，农民也经历了一个既渴望又犹豫、观望，直至最终接受新制度的心路历程。（一）新旧制度更替的原因其一，穷则思变的无奈与抗争。农民对新制度充满期待，这一情感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穷则思变的理念。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化生产效率普遍不高，而正是因为贫困才使得农民对新制度充满期待，这也是新制度可以迅速在乡村推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张家口东村1.NG说：“实际当时就是为了生活嘛，像那会儿，生产队一个人给二斤油票，当时人们都舍不得吃，卖了换成钱，也就几毛钱，然后用它来买点儿别的，像我们生产队日值才四五毛钱。”其二，生产队组织形式本身的弊端。作为人民公社社员，大多数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生产

11、的农业活动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劳动力，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事实上，人民公社体制严重违背了农业生产的规律，偏离了农业生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这也是为何访谈中，在问及期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因时，很多受访者常常会提到“自由”一词。分地后农民可以自由经营土地，并有更多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也是除了生活困境之外，人们赞同分地的因素之一。其三，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农村逐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如张家口东村1.NG提到：“当时是上面号召让你往开分，最后是大势所趋，村干部不同意也得分。”由此可以看出，新制度在乡村的推行有不同群体间的意见分歧，但Ii家自上而

12、下的强力推行确实为新制度在乡村的迅速推广与落实提供了保障。这也是为何问及此问题时，很多受访者所强调的“这是政策！”正如上文张家口东村1.NG所言，这是“大势所趋”。（二）生产队集体财产的分配分田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核心内容。分配的土地主要有口粮地、劳力地、自留地三类，每个村在分土地时，通常生产队还保留一定的机动地，以应对一些特殊情况，各生产队保留机动地情况多有差异。分配的方式多是将土地按优劣划分上、中、下若干等级，再按家庭人口进行分配，每户分到的土地都由高产地和低产地组成。如张家口东村SZJ讲述，是“把这些地定出等级来，咱们（东村）碱地多，有经验的老农一起开会，一块把这地分开等级，然

13、后再按户按人分，比如说一人平均多少地，再按劳力分，劳力和人的因素加起来折算出的就是你户里的地”。这种分配方式尽可能体现了分配的公平性，不过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纷争。如邯郸市张村时任村长ZJH说：“咱都是按照所上户口的人口分给土地，那些不合理的（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能上户口的）没有分土地，（有的人）对干部有意见，但是也没有办法，要按照党的政策去办。”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村干部通常是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尽管不能让他们完全满意，但是也要让他们清楚这是党的一项政策”。除土地外，如牲畜、机器、电视等集体生产生活资料也大多进行了分配。与土地分配不同，此类集体财产是以折价的方式出售给社员，特别

14、是对于一些比较贵重的农业机器，村大队是以标价的形式向农户进行抛售。如张家口东村SZJ所在大队采取的是折价抓阉的方式，折价的物品主要是较大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一些小的物件则不需要折价。SZJ接受采访时说：“小物件就不掏钱，大东西就得掏钱”，“抓上毛驴，毛驴折价200块钱，你就掏200块钱，不能自个儿领回家去”。折价一般低于市场价，农民的选择也多以实用为主。又如东村1.NG说：“像我们队电机、牲口、驴、马、骡子这些都折上价，折得比较低，我弄那匹马才200块钱，这会儿你200块钱能买一匹马？买不了了，像生产队折那个电机都没有用，像我们打算开磨面房，压挂面那个，整整那一套机器才三五百块呀。不过，这钱都交

15、了大队了，都到基金会去了。”（三）新制度在乡村的推行与民众认同新制度的推行往往都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的推行亦是如此，农民对新制度的态度与认同存在差异，对新制度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一，新制度推行之初，农民普遍存在既渴望又观望的矛盾心态。国家在新制度推行中是由点到面逐步推行，经历了一个尝试摸索的过程。同样，新制度在乡村的落实中，每个村集体也经历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摸索过程。张家口东村1980年先进行了试点，年底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次年才全面推行大包干。1.NG回忆了当时分地的情况：上面的政策是必须分开，政策文件下达后，最初只七八个队愿意分，其他的都不敢分，当时村里主流

16、的思想是不想让分，多表示再等等看看。之后，村里拿出八个生产队做试点，试点成功后这才分开，生产队的财产该折价的折价。由此可见农民对新制度矛盾复杂的心理。其二，新制度推行之初，不同农民群体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意见分歧。如张家口东村的1.NG在1979年退伍回乡，恰好第二年村里就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他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参与分地这一类事情。据他讲述：“当时分土地实际也分两种思想。一种是靠大锅饭吃惯了，还有那种依赖集体的思想，就不想分。特别是一些村干部，思想都没有转变过来，不想分，好像这就是又走了回头路，甚至分的时候，还有大队干部在喇叭上骂，说不让分。但有些人呢，还是愿意分，像我们这种人口多但是孩子们都还小的这些人，都愿意分开，当时分的时候应该用了一个月。”由此可见，新制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且不同群体存在意见分歧，即便在村干部这一群体中，对于新制度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如时任村干部1.NG就提到：“刚开始呢，村书记就骂呀，说我们这两人呀不起好作用。”其三，关于村干部对新制度的态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