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学理论创新.docx

社会钗革命和建设B揶中三K产党法舞论创新在世界史上，共产党人能不能夺取政权，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共产党人怎样执政、能不能长期执政，还需要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理论和行动来维续回答。依据党的八大决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第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就是在我国巳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理论和建设不能不作出反应：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从过去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引导群众由原耒对旧法的不信、不守,转变为对新法的相信和遵守；怎样借签斯大林破坏法治的教训，防止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发生：怎样处理人民民主专政中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改迨完成后的阶级斗争；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遇到的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脸教训，阐释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制的相关内容，但对于如何运用法治保障社会主义速设，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实践也没有论述。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在这方面有一定探索，但经验教训不少。而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篇章。一、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依靠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法制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群众运动恢复了社会秩序，完成了革命任务。所谓群众运动，就是事先没有制定法律，依靠群众直接行动；或者是先让群众运动进行一阵子，然后再制定法律加以规范。例如，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才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缜反"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镇反工作出现过偏差，中央发觉后做了纠正;(p.49)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筒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展"五反"运动，而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才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明确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1955年11月农业合作化接近尾声时，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才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才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迨是依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而非全国人大的有关法律进行的；等等。这种依集群众运动完成革命任务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新生国家不可避免会存在法制不完备状况。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设想，一下子就能够把国家的一切法制都完备地建立起来。董必武当时就指出，不搞科众运动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仅靠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法律而不动员群众是不行的；镇压反革命不发动群众，像北京夭桥的五箱夭，我们是无法打倒他们的。但是，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虽对我们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却也有副作用。因为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2(pp.332-333,481)因此，在转入社会主义速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主要依靠法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用法制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成为主要任务。党的八大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秩序。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会饯上发言指出，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同时，我们也还有许多法规，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惩治贪污条例、农业税法、工商业税法和私营企业条例，以及政府有些部门的组织条例等，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应该修改的还没有修改，应该重新制定的还没有重新制定。2(p481)第二，扩大国家民主生活，反着官僚主义。党的八大决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党和政府的L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未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做坚持不愣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国家巳经建立的统L集中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举措都涉及法律的制定。第三，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敌我矛盾成为次要矛盾。党的八大决议指出：“过去几年进行的馍压反革命的科众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今后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必须继续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引起人民公愤的器犯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其余罪犯应当L律免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的待遇，尽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L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C13(P351)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靠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法制，这是对社会主义整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一个宝贵的理论观点。二、执政党要引导人民由不信法不守法转变为信法守法关于法律和人民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重阐述剥削阶级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性和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民性(即维护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列宁则首次提出人民群众自身也存在法御虚无主义的意识缺陷。他说：“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于L切国家事务的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这种心理，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和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4(p.506)列宁提出了苏维埃政府要克敏人民群众中仇视法律心理的任务，但他去世较早，对此没有详加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后，更加明确提出一些人民群众存在法律虚无主义意识，党和政府要努力使人民由不信法不守法转变为信法守法，这是党和国家必须完成的一项战略任务。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5(p3)1954年，中国共产党导人民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6(p541)党的八大报告强调，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11(p.53)195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8(p.161)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有很多教育人民要守法的论述。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强调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人民为了有效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不这样做，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9(p.209)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也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0(p97)1965年8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法院、检察院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究竟哪一年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大概还要十五年。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符耒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迨人放在第一位。11(p.519)1962年5月，刘少奇在政法机关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指出，法制不一定是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机关不只是处理敌我问题，也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是欠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12(pp.451-452)人民群众中间为什么会有不信法不守法的现象？曾经做过律师的董必武多次在党的有关会议上做过阐群，强调培养群众的守法思想对于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保证国家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也是一件颇为艰巨的工作.2(p.356)(一)人民不信法不守法的原因第一，正如列宁所说，人民群众对于一切政府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是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社会留下的不良遗产。第二，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是依靠法律来完成革命任务的历史，容易助长人们对法治的轻视。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在被压迫得不能利用合法斗争工具的时候，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阶级的法制中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2(pp485-486)第三，我国占人口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有轻视法律的传统。不同阶层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体的革命觉悟程度是有差别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常常表现出极端的革命狂热性，但不能表现出坚忍性、有组织、有纪律和坚定精神。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对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投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容易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相投合。一切轻视法制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2(p.486)第四，某些国家机关和干部认为权大于法，轻视法治。某些干部不了解政治法律工作和经济速设不可分割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国家只要搞经济建设就行了，用不着加强政治法律工作：有些干部居功自做，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违了法也不要紧；2(p372)有些干部嫌法治太麻烦，施行起来妨碍工作。2(p484)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他可以逍遥法外。2(p.334)(二)为什么要使人民群众由不信法不守法转变为信法守法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全国中心任务，必须加强政法工作。随着经济要设时期的到来，保卫经济要设的立法工作需要大力加强，使人民民主的法制逐步健全，如保障基本建设的法规，保护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法规等。在司法方面，要加强有关经济建设的案件如工矿生产、基本建设、铁路运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违法案件的检察和审判。对于危害国家娓设和人民民主秩序的犯罪分子实行制裁。还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国民的守法教育。2(p309)没有政治法律工作，就不能保障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董必武指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部分农民要搞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此要制定有关法律加以限制。2(p.333)(三)怎样使人民群众由不信法不守法转变为信法守法1954年5月，董必武提醒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宪法和法律，我们必须带头遵守.然后才能领导人民群众来遵守。假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