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代际传递.docx

摘要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当事人的后代。以往的研究从父母、孩子和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发现创伤的传递主要表现为症状、任务以及身份的传递，并从心理动力学、社会文化、家庭系统、生理机制及存在意义理论方面解释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机制。未来研究应更重视创伤传递过程中不同代之间在表现形式、诊断和治疗上的差异,关注代际创伤的积极意义，并重视国内集体性创伤的代际传递。关键词：创伤；代际传递；传递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与创伤传递相关的术语有很多，如替代创伤,二次创伤，跨代创伤等。侧重于代际之间，特别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曾被形容为跨代传递、代际间传递或多代传递。本文中的“代际传递”侧重于创伤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中自上而下的传递，不仅包括亲子之间的直接传递也包括多代之间的隔代传递。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广义的创伤，即广泛性的创伤性事件，不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抑郁、攻击和反社会性行为、虐待、犯罪及物质滥用等，这一类创伤具有普遍性。另一类是基于狭义的创伤，即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特别是集体性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大屠杀、战争、恐怖事件等。这两类创伤并不能截然区分，第二类创伤的代际传递具体到每个家庭通常表现为第一类创伤传递的形式，如通过养育方式、依恋类型、沟通方式等进行传递。本文主要以集体性创伤性事件为主，尤以大屠杀为例，探讨创伤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1研究现状分析对创伤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本身存在很大争论，总体研究结论迥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创伤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而研究者却无法用客观可靠的测量工具证实这一点。临床工作者通过观察、临床实践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报告创伤者的后代具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如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机制都是基于对个窠访谈资料的分析。对于实验研究，KellermaM2000)对19731999年间的35个对照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的患病率并没有比控制组高，除非创伤者后代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境。不过，也有研究采用自评问卷的方法发现，在689个一战经历者的后代中，有三分之一(35%)的后代表现出PTSD的临床症状。不同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差异，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释。二是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结论不一致。VanljZendoOrn等人(2005)对32个样本，4418个参与者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在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适应性功能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在非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即创伤的代际传递只发生在临床样本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对孙辈的影响，也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矛盾结论。对13个非临床样本，共1012个被试进行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没有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临床症状。对于非临床样本没有表现出创伤的代际传递，不管是直接传递还是隔代传递，研究者多采用PariS(2000)的生物心理-痛苦模型来解释，即认为是否产生症状以及症状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创伤后的社会支持。研究结论不一致，有可能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差异。实验研究对于创伤者的判定主要是基于参与战争与否，或患有PTSD与否，并没有考虑到未参与战争和未患PTSD但同样也受到了创伤性事件影响的事实。其次，量化的测量工具,特别是临床所用的筛查工具，多是创伤性影响到达一定程度才被认为是创伤者，非临床样本中也有很多人经受创伤的影响但未获得临床诊断的认可。再次，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者多着眼于创伤的消极影响，也有很大部分的创伤者后代适应良好，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和功能损坏，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未受到祖父辈创伤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第三代及之后的后代而言，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创伤也可以赋予他们积极的力量。2影响创伤代际传递的因素创伤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Rhee和Waldman对51对同卵双生子和寄养子女进行的研究，以及对2600对同卵双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基因因素在反社会行为的代际传递中占41%和61%的比率。同时，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R。Semhal(2011)发现在同是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身上存在着特定的倾向，他们都具有更多的人际问题和更低的自尊。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所有创伤者的后代都以同样的形式同等程度地受到父母创伤的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父母、个体自身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的易感性上。这些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产生影响。在父母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父母的创伤程度和患病人数。Davidson和MHlor(2001)对比了3组孩子的家庭功能情况。3组孩子分别是父亲参与战争并患有PTSD,父亲参与战争但没患PTSD,父亲没有参与战争，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战争并患有PTSD的孩子家庭功能最差。这也说明代际传递来源于PTSD而非参与战争。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父亲的情况，母亲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鲜有研究，这可能与男性是战争的主力有关。另外，VanljZendoorn等人(2005)的元分析显示，在双亲(比起单亲)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身上，创伤的代际传递更容易发生。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明确表明父母创伤程度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而且有研究显示父母患PTSD的严重程度与孩子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有研究显示，相比于PTSD的严重程度，PTSD的后果(如家庭暴力)是孩子痛苦水平更好的预测指标。在孩子方面，Rosenthal,DekeI和GOIdblatt探讨了孩子的性别、年龄、出生次序和父亲受到创伤的时间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关于孩子性别影响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结论不一，有两篇文献显示父亲儿子和父亲女儿关系中，男孩、女孩报告的痛苦水平有差别，一篇文献显示创伤的代际传递没有性别差别，并且这些研究都仅限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关于年龄，DekeI和Goldblatt(2008)发现大部分研究的孩子都是在14岁以上，并且极少有研究对孩子的年龄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很难区分孩子的痛苦是由父亲的创伤传递而来还是与特定年龄段(如青春期)的特征有关。另外，ROSenthal(2011)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进行研究，发现更年长的同胞具有更高的创伤代际传递易感性，原因可能是他们承担更多的职责，或者是出生于离战争结束更近的时期。但如果是在父母创伤事件之前出生的孩子，那可能会因为有部分健康生活的经历而能减缓创伤的代际传递。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PariS(2000)在其生物心理-痛苦模型中认为，创伤后的社会支持能够影响创伤症状的基线，并且还可能决定症状的具体形式。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以犹太人为例，二战的幸存者被认为是纳粹政府的被动受害者，幸存者们倾向于忘记或者压抑他们的遭遇。从小的社会环境来说,若幸存者后代有离家的经历(如上学、参加青年运动或夏令营)，与父母的距离能使得他们更好地区分父母与他们自己。在家庭环境中，家庭如果加入幸存者组织，在家庭中能够以不恐怖的方式公开讲述受难的经历，那创伤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封闭的、对灾难保持沉默的家庭。3创伤传递的内容从传统意义来说，创伤主要产生消极的影响和后果，但我们发现创伤者的后代并非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创伤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也有所不同。3.1 症状的传递及其表现从心理健康方面来看，症状的传递构成创伤代际传递的主要内容。症状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面。认知层面包括对灾难的预期，对灾难重演的恐惧，死亡侵袭感和对灾难经验的替代性分享。在认知功能上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受损，注意力偏差，刻板和负面歪曲的认知，这些认知干扰将导致高级认知功能的抑制，防御性行为以及紊乱的情感(如抑郁、焦虑)。在情感方面主要表现为毁灭性焦虑，迫害性的梦魇，与丧失和哀悼相关的躁狂心境，面对未解决冲突的愧疚和愤怒。与症状高度相关的是人际功能，包括家庭功能。创伤者后代的人际缺陷主要体现为过度重视家庭中的依恋关系和对家庭的依赖性，并夸大建立亲密关系和解决人际冲突的困难。HarkneSS(1993)发现，老兵们的教养方式以控制、过度保护和苛刻为特征，而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需要独立且对孩子的需求敏感的照料者，任何形式的情感淡漠，分离和回避，以及过度保护都将直接损害依恋关系的建立。并且，父母应对创伤的防御方式也会传递到孩子身上，创伤者后代可能更多地采取回避、压抑、隔离的行为方式。另外，在创伤的具体传递过程中，卷入其中的每一代人有各自不同的症状和表现。Kahane-Nissenbaum(2011)纵向探讨了大屠杀在三代人身上的不同症状和影响。他指出第一代创伤者主要表现为患有PTSD,有更多的睡眠障碍、抑郁和分离症状，并且普遍以失语和记忆力损伤为防御方式。创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长期的涉及情感、生理、社交等各方面的损害。对于第二代创伤者来说，他们对PTSD的易感性比常人更高，应对创伤影响的方式更加复杂。一方面，为了保护父母不受到更多的伤害，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愤怒，忍受来自父母的“幸存者内疚”,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好父母，并且还要补偿父母因为自身受损而未能满足的不现实的期望。另一方面,父母的过度保护和依赖使得他们无法独立。并且，第二代创伤者还可能需要应对移民带来的压力，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并帮助父母适应新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父母的父母”。所以对他们来说，创伤的影响意味着负重累累，既要忍受内疚，压抑愤怒，还要照顾父母，承担压力和期望。第三代依旧很重要并且有其特殊意义，因为一般来说第三代是和原初创伤者现实接触的最后一代。Kahane-Nissenbaum根据ViktOrFrank存在意义理论设计的实验结果显示，第三代创伤者更多地将祖辈的创伤经历视为宝贵“遗产”和力量的源泉，视祖辈为英雄而非受害者，对祖辈幸存的能力持有敬畏之心。他们显著的特征是对灾难制造者以及否认灾难发生的愤怒，也包括对自己未能在祖辈有生之年与之交流和询问的悔恨，他们自觉拥有保存和传承这份历史的职责，并且具有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使命感。并且，第三代创伤者更加珍视与身边人的关系，对祖父辈赋予的生命和生活充满感恩珍惜之情。3.2 任务的传递及其应对其次，从家庭层面来看，创伤的代际传递是任务的传递。幸存者后代接收到的家族任务不同，对创伤的应对方式不同。比较典型的任务有以下几种。其一，修复父母。自觉承担这个任务的孩子将父母视为生命的全部，成为父母情绪情感的储存器，被迫处理父母无法消化的羞耻感、暴怒、无助和内疚等情绪，束缚在父母身边无法分化。其二，雪耻复仇。无论是大屠杀还是其他集体性创伤，“受害者”的身份都蕴含着深切的耻辱与愤怒。亲历创伤性事件的受害者们大都忍气吞声，自轻自贱，苟且偷生。他们或者暴怒或者缄口沉默，耻辱、怨恨和无助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家庭,诱使着他们的后代替为表达或者改变。其三,充当替代品，包括充当去世者和存活者的替代品。前者主要是替代儿童，他们的任务就是延续某人的生命，不断地填补家人甚至整个民族的空虚。“在这种传递中，父母或其他重要个体将来自于年长个体心理的预先设计的自我或客体表征，寄存在一个孩子发展中的自我表征上”。存活者的替代品是指不断地满足幸存者尚未完成的愿望，肩负着沉重的期望与压力。其四，弥补重大的损失。幸存者常会觉得是自己没能阻止或造成了灾难的发生，这一方面与幸存者内疚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过度补偿行为。如幸存者后代常见于社会工作者、身心疾病治疗者、育人工作者、律师等助人职业中。其五，保存历史、诉诸于众。一些幸存者后代致力于追寻家庭的记忆，或投身于创伤事件的资料收集、出版发表工作中，具有保存家庭、民族历史的使命。3.3 身份的混乱及其后果再次，从个体层面来看，创伤的传递是身份的传递。受父母创伤影响的孩子过度认同父母的受害者角色，对父母的损失进行过度补偿，甚至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