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伟大建党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docx

党课讲稿：伟大建党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形成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百年后才首次郑重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是对历史认知深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研究往往如此，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其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知往往需要经过一个理性判断和实践检验的过程。考察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其重要密码就是有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撑。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是伟大实践孕育的，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和坚实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理论来源的论断，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这一问题，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深入研究。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及传统文化观的演进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从而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锤炼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铸就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人民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厚沃土和丰厚滋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质言之，伟大建党精神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瘦、向往大同世界，积极主动实践，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建党实践和建党精神。他们大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其卓然超群的天资禀赋，早起点、长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濡染，使他们练就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童子功”。良好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他们接受新思想的文化基础。青少年时期的他们，以传统文化为知识背景，建构起了朴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同理想、民本思想、拼搏奋斗等更成为最深层次的信仰，成为日常而不觉的价值观。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经世致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价值理念，深刻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品格和行为规范。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二吴玉章曾回忆道：“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泱泱大国具有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国人是充满文化自信的。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国先进分子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屡遭失败后，他们将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与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观相抵悟的旧文化。于是，批判传统文化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应该说，没有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彻底性，就难以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也难以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第二，“五四”时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科学分析，因而没有很好地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继承性问题。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没有文化的传承也不会有创新发展。1942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肯定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明确指出：“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好,一切皆好。”很显然，毛泽东也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是“矫枉过正”带来的偏差。这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五四时期的一些先进分子尽管批判旧文化很激烈，与旧文化决裂的态度很坚决,但是他们的锋芒所向主要是封建专制思想和旧礼教、旧道德,尽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倾向，但是对于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决裂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受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在自觉批判传统文化时，又不自觉地被内化的传统文化所影响。他们所痛恨的是一些人借传统文化搞封建专制。袁世凯掀起复古逆流，一些尊孔论者视孔学、儒家为中国唯一的国粹和中国文化的正宗。对此，陈独秀明确指出：即使孔教是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他又说：“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他认为，儒家只不过是中国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批判孔道儒学并不是否定全体中国文明。1921年8月，陈独秀在批判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时指出，区声白的观点和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很显然，陈独秀对孔子的教化与政刑并用思想是认可的。陈独秀的失误不在于批判传统文化，而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文化之间有继承关系，还不懂得外来西洋文化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未能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李大钊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时，又表达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对孔孟学说并非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二习近平指出：“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李大钊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郭沫若以浪漫主义的文学笔法阐释孔子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相通性，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颇具启发性。当然，在建党初期，由于党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同时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曾经数次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我们党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有时也出现一些偏差。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独立自主地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趋理性，能够科学区分传统文化的优秀与糟粕，进而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1936年9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思想文化战线的左翼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鼓动民主抗日救亡的新启蒙运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彰显。1938年夏秋，延安新哲学会在毛泽东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其目的就是“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形成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坚实的文化根基。二、探索发展规律、追求大同梦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提供了心理认知基础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探索发展规律、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具有天下为公、追求“大同”的梦想。这种探索精神和理想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心理基础。L“天人合一”观为接受唯物主义奠定了认知基础中国哲学把人类与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整体，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人对“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演化提升的过程。在远古时期，受认识水平所限，人们认为“天”就是主宰人间万事万物的神秘力量，对以“天”为代表的大自然产生了敬畏心理。但是随着对自然界的规律性认识逐渐深化，“天”的神魅被祛除，人们遂将“天”的自然规律与人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自然生生不息、永不停歇，这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老子认为，宇宙演进的模式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道”是一种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存在的源泉和根据，是“无物之象”的存在，也是一种法则和规律。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质上是警示人类要善于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发现其运行规律，只有遵循规律安排人类活动才能趋利避害，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易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观察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由此引申出人生的重要准则，把人的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勤劳勇敢、矢志不渝、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探寻天人各自规律及其内在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中国人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思维,“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进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思维习惯，都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李约瑟(JOSePhNeedham)曾有过深刻论断：“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