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商共治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docx
共商共治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上海、重庆等城市考察时，多次对超大城市治理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往往在100o万人以上，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战略地位。相应地，超大城市治理中人民群众诉求异质多样，社会利益结构复杂，社会治理的风险也更加突出，需要不断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确保城市社会的活跃与有序。为此，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共商共治是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和群众期待、发挥各方主体优势力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治理模式。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要进一步认识共商共治的重要意义，发挥共商共治在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超大城市的治理规模大、治理任务重，共商共治可以凝聚多方合力共解难题。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超大城市人口聚集，城区建设面积扩张，带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众多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也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与安全隐患。新形势下，单一的决策模式往往无法及时应对新兴问题，单一依赖政府或市场任何一方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通过共商共治发挥各方主体力量,协调优势资源，有助于防止政府职能错位，弥补市场缺陷,激发社会活力，更好应对超大城市治理的风险与挑战。第二，超大城市治理中利益盘根错节，共商共治可以纾解矛盾，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超大城市承载着丰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交流等功能，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与市民的沟通协作。存在利益或目标分歧是常态，重要的是不能让分歧隔阂人心，不能让纷争愈演愈烈侵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商共治一方面能搭建各方主体充分表达的桥梁，共同协商解决方案来“解扣”，另一方面也能增进共识，找到利益平衡点，避免一些治理问题的“活扣”变“死扣”。第三，超大城市拥有创新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广阔空间，共商共治能发掘利用人民群体的集体智慧和能动性。我国城市治理取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人为本，离开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创造力，城市发展将缺乏可靠保障和持续动力。正是因为人民群众力量之伟大，所以务必要尊重、维护和引导好。当前，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并不缺乏参与意识，而是缺乏一个合适的制度化渠道和平台。共商共治是一个让人人参与和负责的有效途径，将有效提高城市治理效率。共商共治既是一种治理理念，更是一种治理实践；既是重要的治理手段，也是重要的治理目标。要推动共商共治理念到实践的落地、手段与目标的统一，以适应城市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首先，培育共商共治的主体力量，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注入持续动力。共商共治的关键在于大家一起参与,群众与政府之间不是对立的“你我”，而是共同体中的“我们”。一是要抓好党组织这一“牛鼻子”，健全党组织领导的社会参与机制，加强党组织尤其是新兴领域党组织联系、辐射和带动群众的作用，保证各个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二是打造市民诉求驱动的回应型政府，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和工作流程，建立常态化、整体性的多部门合作协同机制，防止因部门壁垒、信息封闭、行政流程烦琐等，造成协商缺失和协调困难。以基层为重心优化权责体系，让基层有空商量、有资源治理。三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责边界，为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参与治理提供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支持，提升各类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其次，完善共商共治的制度机制，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提供规范保障。共商共治的核心在于明确商量什么、怎么商量。商量是中国的施政传统，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和工作，都必须同人民群众商量。因此，“商量”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讨论，更需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确保透明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进一步发展现有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根据城市治理的不同议题性质和特点，统筹选择适宜的协商类型。注重协商从议题设置到协议达成的全流程管理,做到平等、科学、真诚地展开协商。另一方面，应把握好商量的“度量衡”，探索并规范非正式协商渠道，积极发展网络协商、跨界协商等创新形式，寻求非正式协商的可靠模式，与正式的协商渠道形成互补关系，通过多样化的协商机制进一步拓展参与空间，提升协商效率。最后，加强共商共治的成果转化，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提供务实成果。共商共治应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只讨论、不办事。这意味着要建立有效的责任体系和上下贯通的反馈机制，将参与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迅速纳入政策执行中。同时需要意识到，由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共商共治的成果转化与环境适应性密切相关,不能片面追求速度和短期效果，要正确认识和评估协商结果的可行性和限度，做好反复协商和动态调整的准备。新时代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接诉即办、民呼我应、下交群评等丰富多样的制度性实践，解决了许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其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搭建了共商共治的便捷通道，吸纳了诸多民情民意。下一步要推动构建智慧城市大脑，高效识别、整理和分析多样化诉求，为超大城市治理的总体布局、任务谋划、风险防范提供科学指导和精确预测，让科学技术的使用与人文关怀紧密结合，推动深层次矛盾的根本性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