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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申论模拟141申论L2015年年底至2016年4月期间，刚刚搬到新校址的某外国语学校部分学生不断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和疾病。学生家长调查发现，学校北面有一片工地，原本有三家化工厂，化工厂生产的大量氯苯、环芳烧、汞、镉等污染物严重超标，导致所在地块成为“毒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因污染退化的土壤数量日益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土壤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土壤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显示，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形势已然十分严峻。我国东部、中部和沿江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度低。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长三角、湖南东部地区，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赣南地区的土壤污染源密集。土壤污染源多沿河分布，不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网、长江中下游、黄河沿线以及钱塘江分布，还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与淮河部分支流分布。止匕外，部分高风险行业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电镀和金属表面处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河南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业，河南三门峡地区的矿产行业等。事实上，早在2014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经八年调查，共同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就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主任表示,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我国的家底太薄。据了解，当前我国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将土壤质量维持在自然背景值的一级标准全国“一刀切"不能客观反映区域差异;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二级标准，以及为保障农林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三级标准，指标限值存在争议。止匕外，由于调查时间跨度大，加之调查方法不统一、调查精度相对较低，难以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提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并规定2018年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2020年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情况。“在有限的资金、时间内对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是个挑战，只能进行相对的详查。”一位工作人员说，详查涉及如何布点问题，点位要有代表性，因为调查的点位最终要转化成面积，也涉及重度、中度、轻度污染区的划定。“未来可能每个点位代表一定的亩数，但精确到每平方米很难做到。”目前，我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分散体现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等法规中，大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缺乏明确污染土壤的管理责任、修复技术、融资机制、风险评估等的相关法律细则，不具有可操作性。有报告称，我国环保技术研发（不含环境友好产品）占营业收入（不含环境友好产品）的3.2%。环保技术研发以研发单位自有资金为主,政府投入仅占7.9%。而且水污染控制技术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为当前我国环保技术研发的主要领域，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辐射污染防护技术研发薄弱。另外，在污染要素产业结构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相关产品和服务占其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60%,土壤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产品和服务占30%,而我国的上述两个比例分别约为80%和10%,具有充分的不同污染要素间产业结构调整空间。2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土壤地理学家B在谈到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工作时说，土壤污染问题十分复杂，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进程缓慢的原因。我国土地污染的成因复杂，治理难度较大。据介绍，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耕地总面积20.25亿亩，全国每年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减少耕地面积约600万亩，且减少的多是优质耕地。据统计，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100万吨。虽然施用化肥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但长期大量使用氮、磷等化学肥料，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板结、耕地土壤退化、耕层变浅、耕性变差、保水肥能力下降等问题，未被植物吸收利用和根层土壤吸附固定的养分，都在根层以下积累或转入地下。残留在土壤中的氮、磷化合物，在发生地面径流或土壤风蚀时，会向其他地方转移，扩大了土壤污染范围。我国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330万公顷。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含有氮、磷、钾等许多植物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合理地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有增产效果。但未经处理或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酚、氟化物等许多有毒有害的物质，一旦流入农田，将在灌溉渠系两侧形成污染带。止匕外，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有害物质，在大气中发生反应形成酸雨，通过沉降和降水而降落到地面，会引起土壤酸化。相对于较大范围的耕地污染，局部地区严重污染主要是由工矿企业污染排放造成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偏重，污染物排放总量接近或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突出。实际生活中，大气、水和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发现。而土壤污染则不同，它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因此，土壤污染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较长的时间，土壤污染问题一般都不太容易受到重视。当初日本的“痛痛病”经过了1020年才被人们所认识。另外，污染物质在大气和水体中，一般都比在土壤中更容易迁移。这使得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容易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同时也使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据调查，全国320个严重污染区约有548万公顷土壤，大田类农产品污染超标面积占污染区农田面积的20%,其中重金属污染占80%,粮食中重金属镉、铭、铅、汞等的超标率占10%。而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而且不同于大气和水体受到污染在切断污染源之后能通过稀释和自净化作用使污染问题不断缓解，土壤污染物很难靠稀释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往往很难恢复,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其他治理技术可能见效较慢。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3 .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首先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对土壤进行全面长期监测，全国建立800多个监测点。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作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承担。另外，美国环保局(EPA)在1995至1996年问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o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美国2001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免除中小企业有关1980年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等进行了规定。止匕外，美国在污染管理中特别注重非政府组织、公众的参与和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其法律规定污染地块的治理是各级政府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社区的共同任务。公众参与，可以提高土壤保护与治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4 .我国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于2017年6月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贯彻落实“土十条”要求，推动土壤污染依法防治的重要一步。仅从法律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立法对象是土壤污染防治，而根本办法是“一防、二治”。当前，从农村耕地到城市用地，人们对“餐桌的根本”“脚下的环境”关注度提升，必须正本清源，全面治理。亿民赖此土，万物生斯壤。我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但主体尚好，因此“防”的任务远重于“治”的任务，必须把更大精力投入到防止土壤污染蔓延上。要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有预防花一块钱而不舍、管控花十块钱而不得、末端治理一百块钱却不心疼的思维，国际经验教训证明此路不通。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土壤土地治理工作中，“宁治不防”“末端表彰”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尚未被污染的“好土”是主体，对此必须优先保护。使这些未受污染的土壤土地能够保持良好状况，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水为生命之源，土为生息之本。一“源”一“本”，表明人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互为因果，而缺乏自净能力的土壤是各种人类污染的最终承载体。土壤污染处于“末端污染”，要抓“本”治“源”，不仅要从工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着手，更要管住生产生活“上游”的土地规划、城乡规划。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所强调的，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的区域，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要对可能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坚决说“不”。对污染了的土壤要标本兼治，要在政策、技术、融资上予以法律支持。特别要重视的是，在作物消毒、土壤清洗、土地修复等新兴的产业领域，我们要鼓励创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但必须防止“抗生素滥用”式的二次污染。5 .M市原本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市土壤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已对民众的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