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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989（总分：1.00,做题时间：120分钟）申论1.二、给定资料1 .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果斐然，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尽管近些年国家财政在“三农”支出方面快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在某些地区某些年份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并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倒U型拐点变化趋势。这说明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尚需要长期的努力。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化改革。首先，消除“城乡分治”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行以真正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战略。政府要提供城乡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和涉农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及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和报销比例；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真正能实现“老有所养”的养老保险制度。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把传统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逐步剥离，以实际居住地为原则，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一视同仁。进一步对农民赋权、增利，逐步放开大中城市的户籍落户限制，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城乡社保体制的流转衔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放松异地高考管制，将非户籍居民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其次，要消灭“剪刀差”，还农民以平等的收益权。农地转非农用途后成倍上涨的价格与偏低的征地补偿之间形成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是当前土地权益分配不公的突出体现，其数额巨大，矛盾尖锐。为此需对现行农村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完善立法，收紧征地范围，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变产值补偿为市场价补偿。在土地财政无法放弃的情况下，强制要求从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份额，建立农业发展和失地农民社保及就业安置基金。再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真正情系“三农”的金融服务体系。调整银行改革思路，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提供信贷支持。允许农民建立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性质的金融组织，办理农村的存贷业务。化堵为疏，推进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最后，进一步改革创新农村生产关系，重塑适应市场竞争的农业微观经济主体。加强农村的经济组织化。必须通过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向他们提供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储运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改变农户在竞争中的弱势状态。止匕外，推动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使其成为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反映民意，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三农”问题的被重视和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学者的人文关怀和中央政府白上而下的自觉馈赠，还应该有一种作为原始动因和终极约束的自下而上汇成合力的利益诉求及维护机制。2.收入分配不合理既是我国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这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的共识，因而收入分配改革现在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近来，围绕收入分配改革，学术界提出了不少的思路和建议，政府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有些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重视的主要是收入再分配一一通过税收、补贴和转移支付来调节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现阶段分配改革的重点应当转向收入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这里重点谈谈财富再分配。为什么分配改革的重点应当转向财富再分配?收入分配调整是从流量上调节分配，财富再分配是从存量上调节分配。分配的公平化和合理化既要从流量调节入手，也要从存量调节入手。在我国社会中，现在不但存在收入分配不公，也存在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在向一部分人快速集中，一些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重视财富的再分配，是要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在财富再分配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可做。最基本的，比如开辟财富流动和转移的渠道。具体来说，有发展慈善事业，发展助残、助老、助教事业，创建各种基金会，倡导和鼓励各种捐赠活动和爱心行动等。这些财富流动和转移的渠道或形式我们现在都有了，但是还不够畅通，人为设定的关卡还比较多，比如审批程序还比较复杂，管理还有些过严，有些管理办法实质上是一种限制。这就阻碍了财富的流动和转移，有些富人想通过慈善、捐赠、基金会等方式来转移他们的财富，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这样做的成本还很高。再比如，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两种税是调节财富再分配的有效有力手段。有人担心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会打击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会造成财富向国外转移，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失血”。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直接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就感，而不是财富积累的多少；在许多发达国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了（例如荷兰于1598年开征遗产税），这些国家个人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并没有被削减。现在我国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是一部分富人早已向其他国家转移财富，而这些国家大多是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要“均贫富”，更不是要“劫富济贫”，只是要调节财富分配不公，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感觉到的最大不公是财富占有不公，而不是收入分配不公。所谓财富占有不公，是指一些人利用权力、地位和关系占有一部分社会财富，有些人占有的财富规模十分惊人，其财富增长往往连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望尘莫及。财富占有不公与收入分配不公是有本质差别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收入和他的贡献不对称，有些人贡献多而获得的收入少，有些人贡献少而获得的收入多，或者贡献差不多但获得的收入差很多。这种收入分配虽然不公，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和人们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与生产过程、生产成果有关。而财富占有不公则表现为占有者对生产成果没有什么贡献，与生产过程也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或破坏（例如行贿受贿破坏了正常竞争，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亵渎了法律，败坏了社会风气，等等），就凭写个条子，签个字，打个电话或打个招呼帮他人协调了某件事，他就捞取了一大笔财富，中饱私囊。我们在讨论和改革收入分配的同时，应当重视并下硬手段来解决财富占有不公。3 .莎士比亚曾言，语言是有魔力的，一旦说出，就会萦绕在人周围。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常常要突破一些“语言”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由经济学家创造的术语，从学术概念到政策概念，近些年来已经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决策语汇中，并常常与发展中国家挂上了钩。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到1万美元的高收入，是个极难逾越的“龙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就此提出警告。仅有约十分之一的成功概率!幸运会降临到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一中国头上吗?事实上，自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将落入“陷阱”的预言和怀疑声就未曾断绝。“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的表态，简洁清晰，斩钉截铁。自信从何而来?许多国际观察家在见证中国几十年经济奇迹后依然对“中国为什么能？”百思不得其解。也有专家得出结论，“中国与众不同”。自信来自于内生动力与增长实力。有实力才有底气。习近平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内生因素”有哪些?宏观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内生因素就是要实现新一轮现代化。随着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一过程必定会释放出巨大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李克强总理在会见美国知名华人团体“百人会”访华团代表时说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意味着，在今后这段长路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要一直存在。微观而言，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就是提高内需和普通民众收入。涓涓细流，终汇成海。中国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同滚滚车轮，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学家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虽源于国际经验，但国际经验并不意味着历史必然。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000亿美元，到2012年逾8万亿美元，使约6亿人脱贫，中国可谓“出类拔萃”，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惊叹。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改革带来持续的发展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短短几个星期内，陆续出台的几项重大经济政策便引来“围观”，从股市重启IPO到最近的4G牌照发放，神州大地涌动的商机令世界兴奋。自信来自于道路选择与制度保障。虑天下者，常谋其所难。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难题，中国直面悲观者的论断，居安思危，积极应战，走稳自己的路。遍观世界，无论是拉美的纠结，还是东南亚的挣扎，那些经济大起大落或者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往往呈现出诸多共性，如政局不稳，理念偏差，改革不力，决策低效，囿于自满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的全球185个经济体中，只有六个国家能在连续四个十年里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而像中国经济这样的“大块头”，如果顺利实现2020年的中期目标，将再次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空前案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观察到：“在过去十年，不断有人警告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却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三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不久前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比现在翻一番，达到1.2万美元左右。漫漫历史中，未来七年如白驹过隙，但这短暂的时间将使中国经济产生“质”的飞跃。之所以能够有此预见，在于中国道路的稳定性和制度的独特性。习近平说：“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后找到的正确道路。”中国制度的效率，更是很多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自信还来自向学之心和开放心态。美国知名国际战略学者扎卡里亚在最近一次访华经历中发现，中国迄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愿意向其他国家学习。他留心到习近平对国际友人说，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好学敏行是进步的车轮。这是古今中外的铁律。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的更大价值在于警示。除了向学之心，保证中国不断发展的另一秘笈是开放心态。习近平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而中国的开放将不仅利于自身，更利于世界。一个经济运行更稳定、增长质量更高、增长前景更可持续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是长期利好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不畏浮云遮望眼。有专家大胆预言，正如中国经济一次次以实绩击破所谓“中国崩溃论”一样，随时间流逝，中国将以实践的逻辑打破世界历史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语言的藩篱也将不攻自破。4 .对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可以讲四句话。第一句话：差距依然较大。比如，劳动收入偏低，过去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8%,但劳动报酬没有同步增长，不少人感到自己的工资没有太大变化；地区差距大，就拿2012年来说，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月收入约为3349元，而甘肃省城镇居民只有约1436元，尽管有住房价格、生活成本等因素，近2000元的差距也不小；行业差距大，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单位工作的人年收入一般不低于10万元，而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也就2万元多一点，相差近5倍。同时，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也比较突出。比如，一些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天价工资”频频出现，一些领域“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一些单位“同工不同酬”、多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