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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962（总分：1.00,做题时间：120分钟）申论1.二、给定资料1. 2013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过2亿，到2025年将突破3亿。与此同时，高龄、空巢、失独和失能老人的数量持续增长，全国城乡重度失能老年人已达1000多万，这还不包括大量需要照顾的半失能老人和病人，快速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护理等问题已十分突出。不仅如此，一些因素使得未富先老的局面更为严峻：中国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的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并且处在“421”的家庭格局中，而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已达一万多美元。加上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远高于年轻人和中年人，迅猛增长的老年群体给养老财政、福利和医疗资源带来了空前的压力。11月20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2.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引发舆论广泛关注。2050年左右，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每10人中将有3个老人。仅从数字推断，“以房养老”值得推广。“以房养老”，四个普通的汉字，却沉甸甸的。它包含了诸多国人最关注的两桩大事：房子和养老。在生活中，我们体验到这样的尴尬：买房是人生首要奋斗目标，当我们真正拥有一套住房时，多年积蓄也基本耗尽，成了空守房子的“穷人”。其实，老人出租自有住房来养老，目前在我国已很常见。他们或者自己住小屋将大屋出租，用租金补贴家用；或者将住房整体出租，自己搬进养老院，用租金来支付养老院费用。“以房养老”的不同之处在于，协议履行期间，老人每月获得一笔养老费，同时保留住房的完整使用权，而老人去世后住房产权归银行所有。这是比较典型的美国模式，也是我国参考的模式。假如国内银行能够做“以房养老”业务，那么一名62岁的男性，若拥有一套评估值为145万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该男子在有生之年每月大约可得到1万元。不过，在此期间，无论房价上升还是下跌，“倒按揭”月付额度都不会发生变化。3. 2013年11月9日，记者随机采访了10位老人，他们对于该种方式的“以房养老”表示难以理解。住在附近61岁的袁老表示，“养老金足够了，生活也挺宽裕”，不会考虑“把房子抵押出去”。其他的老人认为房子是一定要留给子女的产业。只有65岁的洪老夫妇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的独子移民美国，两位老人持有两套房屋，目前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如果有这样的政策推出，我们会考虑将另一套房屋进行反按揭。”人民网对14位近一两年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做过一次调查，对于“以房养老”的态度，其中6人表示愿意接受，8人表示不会接受。愿意接受的理由包括：生活质量要保证，可能没有子女，老的时候经济独立会比较幸福等。不愿意接受的理由包括：“儿子养老子，房子给儿子”是固有传统，如果儿子不养老子，老子还要靠房子养，那养儿子干吗？同时，也有人担忧产权期限问题。我国住宅的产权使用期限是70年，在商品房土地使用权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如果老人依然活着，那怎么接续抵押贷款?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华伟表示，我国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最长只有70年，老年人很有可能还了2030年贷款后才拥有完整的房屋产权，如果再向金融机构申请例如20年的倒按揭，等到金融机构拥有房屋的产权后，土地使用权的剩余时间往往也不多了。4. “以房养老”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讨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胡乃军表示。“国外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比较薄弱，老人可以把房子抵押出去获得间接收入。中国有好的家庭伦理观念，子女要赡养老人，老人就是愿意把房子留给子女”。“房屋产权也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中国整体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有帮助的。”胡乃军说，我国目前推行“住宅用地70年年限”，房产被抵押后，老人身故之时，商品房的使用年限也所剩无几。保险公司和银行等机构普遍担心，依靠剩下的使用年限能否补偿已支付的养老金成本。胡乃军认为“以房养老”难推另一阻力是市场经济风险，“比如房价波动风险、老人长寿风险、利率波动风险。但经济风险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解决，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的产权制度和伦理道德。政府需要以第三方的角色公正、客观地权衡老人和金融机构的利益，获得双方的认同和支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改革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制度，最好是永远使用。如果不解决70年房屋产权的问题，“以房养老”于理于法都无法操作。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负小苏虽然表示“宅地70年后续期不影响以房养老”，但在实际中并未有过运用，所以仍然像“空中楼阁”，难以触及。对于无房或者没有完全房屋产权的，生活在农村或者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老人来说，其房子的经济价值难以达到金融机构预期，也难以获得“以房养老”的资格。对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束缚着当前老年人群，不愿将房“抵押”。尚在探索阶段的“以房养老”难以获取老人的信赖，法律、市场等各方面都要配套，在观念上也要有进步。“中国还不富裕，如果老人在老年没有经济来源，把资产、不动产作为养老资源，是很好的办法。”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回应“以房养老”说，人礼部并不负责“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国务院提出探索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主要目的是帮助老年人手中的不动产增强流动性，变成可支配的资产”。胡晓义指出，“以房养老”，仅仅是给有房产有条件的老年人多一种选择，并非基本或主流的养老方式，更不会取代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5. 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而目前我国各级养老机构的床位仅有410多万个。近2亿老龄人口“抢”400万张床位，平均近50个老人才能“摊”到一个床位。对“夹心层”家庭（游离在保障与市场之外的无能力购房群体）来说，进入公立养老院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有养老床位1100张，只向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人开放，而排队等待入院人数超过1万人。以此计算，即使是一年轮换一次床位，进入第一社会福利院也需要十年时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不少民办养老院完全走商业化路线，有意标高价格以实现盈利，但其提供的服务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地位不无关系。从事养老行业多年的新东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金晖说，民办养老院面临着一系列政策性障碍带来的额外成本。他建议，对民办养老院的属性如何界定、养老产业是否能免税、养老机构使用水电是否能不按商业价格收取等做出顶层设计，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为居民提供价格更为合理的民办养老机构服务。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口研究所所长、上海老年学会理事周海旺表示，虽然国务院日前已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但还需加快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各项措施，保障政策执行到位，在用地、税收、补贴政策等方面扶持民办养老院。“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应制定强制性的土地规划，为各类养老机构建设预先留出土地。”在中国的多个一线城市，养老护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一部分。然而，机构运营“多收一个老人多亏一份”、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收入远低于保姆等现状，都使得养老护理机构难以承担“后医院护理”的职贝。上海闵行区“绿梅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两年来，仍未摆脱亏本状态。负责人李侠说：“中心收了20多名老人，每名老人每月收取360元，共计8000多元，但我们包括餐饮、护理、接送等在内的运营成本是每月16000多元。”李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价格为每年8万，并且是'先服务再给钱'，中心还需自行补贴12万才能维持运作”。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创办人杨磊说，在成本倒挂外，目前养老护理机构还存在多重困境。“护工的收入在22002500元，高级护工的收入也不过三四千元，和高级月嫂动辄上万的收入相比，护工工作辛苦，收入却很低，人员流失严重。”浦东新区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杨一明指出，随着老龄化形势加剧、养老护理质量的提升，老人护理费用的上升是必然趋势，政府应当加大投入，鼓励专业康复机构进驻养老院，打通“医养结合”，保障老年人权益。6. 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中显示，目前我国以养老、医疗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分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多种制度，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待遇差别较大,在福建厦门的被访者中，同一月份领取的养老金最低仅为200元，最高为10000元。相差49倍。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说，解决“养老金多轨”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不仅考虑退休养老制度本身，还要有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工资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改革相互配套。让不少老人忧心的还有目前仍处于城市间签订协议探索过程中的异地医保结算瓶颈。记者查阅了近年来多地的异地医保进展发现，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地在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标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少省份已经实现省内异地医保结算，但跨省则多停留在城市间互相签订协议。7. 21世纪，全球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是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老龄化问题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头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在过去和今天所遇到的养老难题，中国在明天也会遇到。因此，了解发达国家养老改革历程和相关政策措施，对中国养老保障改革有着积极意义。美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多支柱养老体系，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体系的基础，补充养老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均十分发达。社会养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覆盖率达到90%以上，支出所需资金通过工薪税筹集，雇主和雇员按工资的6.2%分别缴纳工薪税，养老保险为平均工资水平人群提供了43%的替代率。美国政府鼓励雇主为雇员建立补充养老计划，鼓励个人建立个人养老金计划。政府提供税收优惠措施。补充养老计划和个人养老计划已经成为美国养老体系中强有力的两个支柱，约有60%的雇员参加了补充养老计划，养老基金规模巨大，占全球总量的2/3。美国政府在1983年设立社会保险信托基金（OASDI）,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是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储备基金，基金收入来源于养老保险的收支盈余，政府成立“社会保险信托基金理事会”来管理这笔资金。2008年，社会保险信托基金规模达到2.2万亿美元。按照相关法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主要投资于特种国债，这对美国联邦总预算的平衡有重要作用，而财政部偿还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借款的方式只有发行债券或者减少财政支出几种选择，这会影响未来退休人口的福利。日本公共养老制度包括国家养老金计划NP和职员养老保险计划EPI,均采用现收现付制，基金收入渠道包括工薪税和财政补贴。为了应对老龄化，日本政府建立了巨额的储备基金（GPIF）,其2008年底的规模约为117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每隔五年对公共养老金收支情况进行评估并研究应对措施，在过去十几年中进行了多次改革。首次改革于1994年启动，将退休年龄逐步由60岁提高到65岁。第二次改革始于2000年。政府将调整养老金待遇的机制从依照收入增长率改为参考价格水平变化，同时将储备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以获取更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