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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898（总分：1.00,做题时间：120分钟）申论1.二、给定资料1 .2013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湖南师大附中高1018班的成绩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一个班40个孩子，39个被保送到重点一本，其中26人保送北大、清华；剩下的一个以628分卷面分加20分加分的成绩考上重点一本。人们惊讶之余，不禁将该班称为“史上最牛高考班”。事实上，类似的“奇迹”并非第一次出现。2012年6月25日，湖南省高考放榜，长沙市长郡中学0901班59人全部考上一本，32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平均成绩647.8分，被称为“最牛高考班”。在此前后，山东青岛同样出炉“最牛高考班”，该地莱西一中南校2009级一班56人全部考上一本，全班平均分数649分，班主任吕建刚也被称为“最牛班主任”。然而，也有人指出，这几所学校几乎垄断了当地的一流生源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等条件，一旦“扎堆”出现，将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现象，造成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在网络上这一话题同样引发了网民热议。网友“管理员03"说：“'最牛高考班'的老师是很优秀，但是全省的优质生源都在那里，大家都懂的。”网友“fanrong”则表示，“最牛高考班”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产物，如此吹捧并无意义。此外，个别网友还将长郡中学和莱西一中两所“超级中学”的“最牛高考班”成绩详情贴于贴吧，让网友比较谁更“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超级中学”拥有优质的生源和资源，学生自然在高考中成为当地分数最高的群体，将名校收入囊中的机会也较大。“超级中学”对保送生的垄断、城市生源获得保送机会远高于农村生源，这些都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表现。熊丙奇表示，将优秀学生高度集中到少数几所学校，只会造成学校的两极分化，从而使中学教育丧失多样化和丰富性，这不符合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也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熊丙奇此前发文称，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地区不均衡、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包括高考录取指标在各省市的不同，根源就在于没有尊重并维护平等的受教育权，没有受教育者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进行利益博弈的机制。“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迫切需要启动这一机制。”熊丙奇建议，要治理“超级中学”现象，必须打破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实行对学生的多元评价，在引导各地举办基础教育的同时，还需注重学校的个性、特色，而不是围绕升学率，极力打造一两所强校。2 .“择校”“择校费”“捐资助学”对于孩子已经上学或准备上学的绝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些应该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词。一位姓李的女士自打儿子升入初三以来，神经就一直高度紧绷，她说：“为了孩子的将来，我早在他刚上初中时就计划好了，初中阶段不仅要抓好孩子的学习，每个周末和假期我还给孩子报了各种学习班，就是希望儿子能顺利考上一所好的高中，这也相当于向名牌大学迈进了重要一步。”“光是孩子补课就花了几万块，为了孩子的将来，我和老公的工资几乎全投在了孩子的身上。”同为初升高的家长，岳女士的准备似乎更为充分，她说，“虽然孩子说考得还行，但为了以防万一，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提前想到了。如果孩子发挥失常，我们也提前托好朋友，准备找关系，花上5万到10万,也要念重点。”对于花这么多钱念重点高中值不值得，岳女士回答说，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自己只能尽其所能，为孩子铺好将来的路。如果孩子没能进入重点高中，影响到将来的发展，自己才后悔呢。据记者了解，为了避开中考的激烈竞争，一些家长剑走偏锋，让孩子考“小三门”，以进入理想的学校。他们从初一就让孩子学习美术、音乐、体育，导致各个补习班异常火爆。止匕外，有些人会“聪明”地选择某些高中老师办的“小三门”班，学知识的同时，还能方便暗中操作。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目前的情况却是，从幼儿园到大学，调整座位、补习、兴趣班、课堂批评或表扬、考试成绩提高或者压低，似乎都存在“潜规则”，学生们也由此被迫划分了等级，曾被社会广泛关注的绿领巾事件等只是教育变质的冰山一角。一位有着27年教龄的老师坦言：“当年能当老师的，都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现在师范专业却成了高考志愿中最次的一类，还有一些人则是听从家里安排被迫当老师的。这些学识不高、心志不坚的人当老师，能教出好学生吗？”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刘老师说：“给孩子择校，根本没必要，我非常反对。家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胜心理，花费力气、金钱将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班级，结果反而会让孩子们对学习产生错误的认识，不再单单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攀比。”3 .在校生人数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网罗、垄断了所在城市甚至全省的尖子生；因学校大、创收多、高考成绩相对较好，而常常被地方政府当作政绩一一近年来，这一类所谓的“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的上顿渡镇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在这个小镇上坐落着临川一中、临川二中两所高考升学率高、学生人数上万名的“超级中学”。2013年9月，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临川二中刚开学时，高一新生只有2500多名，开学后还陆续有外地学生办理入学，现在已经有2800多名学生了。因为名气更大，临川一中招生形势更好，大量外地的学生和家长慕名前来求学。而在江苏苏北的一家知名中学教育集团，初中和高中学生总数有一万多人，分四个校区，办学规模堪比大学。“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不错的高考成绩，是建立在网罗各地尖子生的基础上的。”江西多所中学的校长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所在地的尖子生被这两所学校花钱挖走的案例，对它们取得的高考成绩并不服气。而对于江苏苏北的那家知名中学教育集团，知情人告诉记者，这所中学面向全市招生，几乎垄断了全市所有的尖子生，成为超越普通中学的“贵族中学”。为了垄断、网罗所谓“尖子生”，这些学校开出了种种颇具有诱惑力的条件，比如提供奖学金、免费食宿等。然而，这些“血”学校是不会白出的，学校会利用这些“尖子生”获取的高考佳绩来提高学校身价，高价招收慕名而来的非“尖子生”。孩子在苏北的那家知名中学教育集团就读的家长孙先生告诉记者，为了能上这所中学，有的家庭全家动员找门路送礼，只为获得一个择校指标。由于择校指标“僧多粥少”，价格越炒越高，目前已经超过5万。而在临川一中，一个非“尖子生”的招生指标也被炒到数万元。“超级中学”背后的“超级利益”，固然有学校教职工、尤其是校长们追求名利双收的因素，但地方政府打造教育经济和扭曲的政绩观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临川区上顿渡镇，两所“超级中学”的超常规发展，改变了当地很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两所中学周边的房价直逼抚州市中心城区的房价，万余名外地学生和家长的到来也使得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和教辅等行业一路蹿红。当地一名居民说：“在上顿渡，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和教育有关，只要搭得上教育一定能挣钱。”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派红火的背后，是就学学生家庭负担的成倍增加，有些学生家长甚至是负债让孩子在这里读书。在当前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图景下，“超级中学”理所当然地要追求高升学率。但是，通过高薪招聘优秀教师，免除各种费用、提供物质奖励到各地“掐尖”优秀学生，然后利用高升学率、推荐保送生等招牌，建立分校扩大招生规模，对其他学生收取高额择校费“超级中学”办学模式的背后是扭曲的政绩观和利益链。由于一所“超级中学”往往要吸纳五六千名学生，这就往往需要圈地新盖规模宏大的学校，而动辄上亿元的建设往往为贪污受贿等腐败提供契机，而这也成为一些地方官员大力推进“超级中学”建设的动力。某业内人士指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向中学校长下达招生、升学指标，完不成任务的“一票否决”。因此，“超级中学”现象根子不在学校，而在政府。4 .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如何通过有效的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创新。”北京市史家小学校长王欢对此深有感触。2008年，北京市东城区教委通过资源整合，将史家小学和东四七条小学结成了深度联盟校；2011年，又实施了“一长执两校”制度，让名校校长一个人成为同一学区两所学校的校长，负责两所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让两所学校就像心脏的左心室和右心室，都流淌着共同的血液，教育均衡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资源配置还要讲究一个“巧”字。说到这个话题，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滔滔不绝。“前些年，河北省在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时候，合并了一批小学。学校撤销了，富余的教育资源干什么？我们用原来的小学教室办托儿所、幼儿园。这几年，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入园难，而我们的入园率达到了65%,这是很多发达地区都做不到的。”“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既要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的现实问题，更要解决上好学的根本问题。”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说，合肥市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合肥的经验是：坚持大幅度增加投入，20082On年累计投入教育经费191.3亿元；坚持进一步优化教育布局，通过建设小区配套学校和名校迁址办学，自2008年以来，全市新建中小学校98所，改扩建学校572所；坚持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将“农村中小学建设工程”纳入市级民生工程，奖补县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到2013年年底将全面完成“校安工程”。“4年来，我们的优质学校办学规模扩大了3倍。”吴存荣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中心小学教师兰朝红，多年来一直坚守在农村小学教育的第一线。她说：“农村太需要政策的支持了。”兰朝红认为，这些年，国家大力支持农村教育，学校的变化很大，校舍建好了、电脑联网了，硬件上与城里没有什么差别了。可农村缺乏优秀教师，农村教育质量因此难以提升。“生活条件差，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到农村工作；教育质量低，农村学生，特别是高中生正在流失。看着那些十五六岁就不上学的孩子，我特别心疼。往小了说，这是个人的损失、家庭的损失；往大了说，农村教育搞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教育人要时刻记住一点：做教育不能功利。”沈阳市于洪区教育局局长关凤艳说，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城市应该反哺农村，优质学校应支持薄弱学校。教育资源要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不能只顾小我，不顾大局。要把眼光放在全局发展的角度，透过质量高低曲线，从长远看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在她看来，学校、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形成因素复杂。而实现公平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存在着阶段性特点。因此，对教育公平要有耐心和恒心。同时，落后地区也不能只依赖于外部给的“鱼”，还要注重自身的“渔”。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中学教师金燕认为：“帮助弱势群体不只是国家的事，基层教育工作者也可以有所作为。”她认为，择校、择班都应该取消。“教育是发展人的事业，怎么能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呢?在教育上，我对每个学生都是公平的；在生活上，我对那些贫困孩子反而会更关照一些。”“阳光基金”是金燕拿出自己的两万元工资，专为无偿资助贫困生、学困生而成立的。“我要尽我所能，让孩子们也过上好日子。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师参与到阳光基金中来了，我们助人的力量大了，受惠的人更多了。”5 .每年高考前后，都会出现一场关于高考公平性的争论。在有关高考公平性的讨论中，矛头几乎100%都会直指北京、上海等的“高考特权”。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有学者选取了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等10省市做了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仅低于上海、江苏，排第三位；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处于垫底位置。相比中小城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