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1117.docx

2016年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1117（总分：1.00,做题时间：120分钟）申论1.一、注意事项1 .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2 .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1 .“近代以来，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大家喜欢谈法制、民主，这是值得肯定的，这属于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告诉半月谈记者，除此之外，治国理政还有另一层“治道”。即便是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传统思想在“治道”方面有着深刻的智慧。“为政以德”“仁政”“王道”等思想至今仍不褪色。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科联常委俞吾金指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立足性善论，推行仁政，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秩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当政者以仁心行德政仁治。否则，暴力、峻法、霸道之下，社会将永无宁日。孔子讲仁，仁主要是作为道德概念阐说的，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仁开始上升到政治普遍原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里，仁都是一个主导政治行动的基本原则。实录唐太宗治国理政言行的经典文献贞观政要强调，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成为社会政治最基本的价值。中国传统政治历来推崇以德为主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儒家坚决反对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治理国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鲜明特色，影响深远。孔子强调礼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礼法并施的思想，提出“隆法重礼”“法礼兼用”。西汉时期，董仲舒进一步明确“德主刑辅”，突出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辅之以刑罚。“综观中国发展史，中国的政治不单独强调法治，也不孤立地讲德治，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礼治，因此中国过去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姜义华看来，中华政治文明的特征是法治和礼治结合，德治和刑治并行；礼治是防患于未然，刑治是辅助性补充，共同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2 .和是儒家的精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和”已经发展成为儒学的理想人格观、审美观、世界观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尤为强调和谐、合作、包容，注重从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诉求中寻求共同的利益交汇点，“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与儒家尚中和类似，道家治国思想强调“知止”，反对权力的滥用和为政者的妄为、强制；其核心思想是遵道而行，自然无为，以道治国。这些政治智慧有助于协调不同政治集团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推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宋代讲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其实道家在治国治世方面也有智慧贡献。”道家的治国主张立基于自然、无为、不争的哲学智慧，它以天地自然为坐标，将养生与治国紧密相连，从天人和谐、社会和谐以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来思考问题，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政治集团的某些局限，成为一种富有普遍性的管理之道。”前不久完成国家社科项目“道家治道及其践行研究”的吕锡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道家治国思想在历代政权中都有体现，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创建者多从道家治国思想中寻求善政之资，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之治等盛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为政者吸收道家治国之道，与儒家治国之道互补共促。墨家亦崇尚和为贵。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认为，墨家所说的“兼爱”，无论是家人友人亲人还是陌生人，都一视同仁。墨家主张“非攻”，即和平，这也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主张。在冲突加剧、硝烟四起的当今世界，中国传统“和文化”内政外交思想甚至被外国不少政治家关注和践行。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对立互补、宽容不苛、守柔不争等主张不失为反对战争、化解难题的良方。2011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亦在就职演说中援引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老子这一思想践行联合国宪章时代精神，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有专家认为，在强调和谐的基础上，儒家传统政治文明崇尚“合”，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3 .传统治国思想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德性。”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要求正己修身，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就官德或政治道德而言，儒家有大量垂教。“德惟善政”“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谆谆告诫政治的道德内涵以及从政者的示范作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治洪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实行何种政体，人类政治永远需要道德内涵，传统政治道德论有益于提升当今官员的思想境界，培养其爱民、勤政、廉洁意识，自觉反对“四风”。与“为政以德”相关联，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强调政治责任感，充满忧患意识。周易最早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思想，后来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发展了类似观点，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居安思危”思想使得历代执政者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断追求良政善治，而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同样忧国忧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贞观政要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如何选拔有德之士，历代吏治积累了完备的察人、选人、用人制度。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公生明，廉生威”，从“选贤与能”到察“孝廉”、举“贤良”，都在彰显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4 .尚书日“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认为百姓安居乐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伦理的核心、政治的最高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秀民认为，把民众作为国家之根本这一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明清时代臻于完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论断；荀子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最早见于管子。在世界古代几种文明中，古希腊文明确定了有价值的天地自然作为对象并热忱地追求，从而形成以自然为本的价值取向。古希伯莱文明确定了有价值的上帝天国作为对象并热忱地追求，从而形成以神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色。春秋后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多数都赞同以人为本思想，坚持人世优先，只不过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治理有不同的理念。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以民为本，要求实现安民富民乐民教民。从管子提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到苟子“以政裕民”，再到程颐“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为本”，都启示治国必须始终着眼于关切民瘦，改善民生，让黎民百姓衣食无忧。“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更多以群体为本。”陈来说，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有大天下情怀。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中国人早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了，强调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己”是最重要的，和西方观念中最大的不同是，“己”永远不是一个孤岛，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儒家的关系网络从个体出发，同心圆逐渐向外扩展，包括个人、家庭、族群、社会、国家、人类、生命共同体（包括动植物）、宇宙。5 .“以前，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么多不信任。就拿坐火车来说，那天我听到车上广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这用意是好的。但想想以前，在漫长的火车旅程中和陌生人聊天是一种快乐，现在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吗？”57岁的初中语文教师张国良感慨道。当代人类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社会戾气甚嚣尘上。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发掘弘扬其中的精义要素，无疑有着重要的疗救功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是孔子门人子路75代孙，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传统道德精华被抛弃太多，必须重新重视传统文化，重建社会道德基础。当前出现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已经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危害，如信用危机、笑贫不笑娼、暴戾之气弥漫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市场交换中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侵蚀了固有道德体系。“过去是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以义为本，以利为末，现在一些人却颠倒了。”被誉为第三代新儒家领军人物的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坦言：“市场经济是好的，但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社会、家庭、学校、人际关系面临市场化；一些企业家是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者，但如果缺乏责任感、同情心、对社会的关切，将是巨大的缺失。如果训练出的最好的一批企业家都成了经济动物'，将是莫大的悲剧。”“当前一些社会成员缺乏信仰、理想，一些基本道德观念岌岌可危。”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呼吁，重新审视传统道德，重建社会价值观，以凝神聚气，强基固本。6 .从周公“制礼作乐”和孔子崇仁厚德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深入浅出、知行合一的道德话语系统，被普遍接受，内化于心，言传于口，身教于行。梁启超曾经断言：“我国所以能数千年立于大地经无量丧乱而不失其国性者，皆赖是也。”然而，近一个多世纪来，在文化自卑心态作用下，传统文化式微，传统道德几乎一度成为封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中国受到过列强的凌辱，人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把落后挨打归咎于自己的文化。”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何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文化再度受到“西化”的严峻冲击，优秀传统道德话语体系现在已碎片化。自从国学被重新提出来后，各种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还有人提出了“国学无用论”。对此，杜维明认为，“国学无用论”非常可怕，如果一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启蒙心态，其核心的处世价值如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等。这一价值体系颇具现代性和进步性，但也并非没有盲点，如“工具理性”强势，乃至具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都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不少弊端。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之时，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受邀出任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呼吁，几十年来国人对传统道德文化重视不够，知之甚少，亟待补课。7 .62岁的王爱华最近被刚上幼儿园大班的孙子缠着陪读三字经。老王嘴上应承着，心中却犯起嘀咕：这些在过去不是封建糟粕么？与儿子交流，儿子则教育起这位老党员：从唯物辩证法来说，三字经中可能有些糟粕，但更多的是精华。“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如何扬弃，是如何励志做人。”2011年，山东省教育厅要求禁止向学生全文荐读三字经，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争辩与论战。“争来争去，说到底还是理性处理'扬'与'弃的关系，该扬什么，该弃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弯路不少。”首创生活儒学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说：“哪些是优秀的，哪些已经不合时宜?我们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新儒家们在遵循儒家核心理念的前提下，不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