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研究 论文.docx

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研究摘要五四时期是我国社团的一个繁荣时期，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对中共创建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本文就试图从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找寻其内在联系，并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进步社团一方面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进步社团成员积极参加早期工人运动，在实践活动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而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骨干力量为中共创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进步社团为中共的创建奠定了雄厚的根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顺理成章了。关键词：进步社团，中共创建，政党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社团骨干和领导核心的产生，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提上了日程。一、五四进步社团与建党活动的最初酝酿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最早来自高一涵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武昌中山大学的讲话：”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一说法得到了权威党史的确认。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近年来这一说法虽一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进程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建立是相约建党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研究会不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在北京，李大钊同维经斯基多次交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也与维经斯基多次座谈。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李大钊向维经斯基推荐陈独秀，建议他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并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这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次重要协调活动。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和李大钊联系，写信交流建党有关问题。李大钊、陈独秀还讨论了党的名称等问题。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过程中，张国煮、张巾府二人曾来往于北京、上海两地，传递两地相关建党信息，发挥过重要的联络员的作用。比“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稍晚，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亦通过书信联络的方式积极探讨建党问题。新民学会的会员也探索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提出了几个步骤：“第一、要联合有建党思想的人，成立一个宣传研究的学会或则期刊。第二、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第三、严格的物色却是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第四、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的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除了组织和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个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部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以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另外还主张一边调查俄国的情形，一边调查国内的情况，把数、土地、经济、教育等几个方面列为统计之内，以此材料来出版刊物，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和俄国采取一样的理念，这样中国的民众运动，改造活动，才会有效。二、五四进步社团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工作，正是在进步社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步社团先后在上海、北京、湖南、武汉等地建立了共产单的早期组织，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关系。（一）、进步社团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以新青年社为主体，同时联络星期评论等进步社团骨干成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他迁回上海，并形成以陈独秀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担任新青年的的编辑工作。此后的一段时间，陈独秀与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丁宝林（女）（后来加入该社的还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等人建立紧密接触，而且在此进出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革命。新青年社成了进步青年的中心阵地。胡适在晚年曾自述，“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一一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这样，陈独秀逐渐团结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陈独秀在上海酝酿建党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研究会起初，只是简单的翻译和编写宣传马克思的学说。随后，我们感到只有简单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识到了学习俄国革命思想，和建立一个严密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重要性。我们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接受，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严格的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党小组，是经过了两轮座谈会才实现的。施存统回忆：1920年年六月间，陈独秀、和上海的一群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进行集会,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此后，经过李大钊和张巾府研究，把党的名称命名为共产党。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新青年社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又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的成员，其核心是新青年社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新青年社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新青年杂志则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代表索科洛夫一一斯特拉霍夫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的报告中陈述：“我是从上海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党在积极准备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的实际领导人仍是中央机关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该杂志的主编是陈独秀，该杂志是由共产国际资助上海国际出版社出版的，当地人称他是冲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治评论员，善于激发群众的推动者。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活动，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1920年5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双方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共同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维经斯基又会见了上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维经斯基的想法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由此可见，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党，主要也是通过与进步社团成员商谈的方式来推动的，这与陈独秀以新青年社为核心，联络星期评论社等进步社团成员发起建党活动的情形基本一致。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的最早源头，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上海聚集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全国最著名的进步社团，以此为背景，上海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就是新青年、星期评论两个杂志社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星期评论社成员或与该社关系密切的邵力子、陈望道、沈仲九、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杨明斋。这十余人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人员基础。正如共产国际代表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多次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书刊出版的最大中心。”“上海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出版三百多种书刊，均是社会主义性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它的建立客观上宣告了共产党组织在中国的正式存在。（二）、进步社团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与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还有更多的进步团体有密切联络。1920年3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返回后，就与邓中夏等策划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一一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有19人。他们大多是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等进步社团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等在北京建党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章龙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是后来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从1921开始，北京大学就以马克思理论研究为基础，成立了党支部，是北方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建立共青团支部在北京大学。后来，在北京学校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党，团支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分布在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当地的骨干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取得了联系后，先后举行了多次座谈。参加座谈的主要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如罗章龙、张国煮、李梅羹、刘仁静等。在座谈中，他们讨论了建党问题，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巾府、张国素三人，他们均有社团活动背景。李大钊不仅是新青年社的核心成员之一，还直接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社团的活动，促进了一批进步青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张巾府也是新青年社北京同人重要成员之一，他和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张国煮不仅是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骨干成员，还与新青年社的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了亲密关系。正是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使他成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个重要信使。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是从新民学会的会员中秘密发展而来。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酝酿筹备期间，受李大钊、陈独秀启发，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结合当时社会政治实际情况，在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坚持“潜在切实”、注重“打基础”、“找真同志”的方针，不张扬，不标榜，不图形式，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慎重开展建党的筹备工作。据毛泽东回忆，建党之初只有6个人，这六个人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但因小组是秘密的，所以在新民学会中没有公开，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还是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进行。李锐在早年毛泽东一书中所指出：经过五四爱国运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实践的锻炼，这些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实际上起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何叔衡极其谨慎地秘密地进行这项庄严的组织工作，尤其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后，这时，新民学会实际上已成了团与党的前身。武汉、济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也均有社团活动背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共有董必武等七人，其中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三人是从旧民主主义阵营中走出来的，都参加过同盟会。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三人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使之成为传播新文化和先进思想的阵地，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直也是武汉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摇篮之一。包惠僧、郑凯卿二人在1920年初即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刘伯垂在日本时分别与陈独秀和李汉俊相识，并且交往甚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与利群书社有广泛联系，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就吸收了不少利群书社的成员，并利用利群书社组织读书报告会等活动。1921年1月，陈潭秋与悻代英一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后由黄负生接办），实际上成为武汉党小组的机关刊物。董必武后来回忆说：“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鸟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