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散到统一：中共军队后勤工作的转变与调整（1945—1949）.docx

从分散到统一：中共军队后勤工作的转变与调整(19451949)【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因主要实行游击战，中共军队后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独立分散的特征。抗战胜利后，内战再次爆发，大规模运动战的出现使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战争消耗也随之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大量物资的补给、大范围人力的组织，原来的后勤供应体系已无法适应，必须进行转变和调整。要使分散原始的农村经济供给大兵团作战成为现实，一方面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建立合乎需要的后勤体系。在充分动员民众和完善组织体系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后勤工作逐步走向统一，最终在解放戟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关键词】中共；游击战；运动战；后勤工作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上的根本矛盾，国共两党由局部冲突发展到全面内战。中共军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这不仅需要调整军队的作战方式，而且也要求后勤工作随之发生转变。然而后勤工作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段时间的逐步调整。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转换过程之迅速，出乎了中共的预期，使得后勤工作在战争初期没能很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中共多措并举、积极探索，最终形成了一套与大兵团运动战相适应的后勤工作体系。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后勤工作，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对某一根据地或是某一地域的后勤工作的某一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或是围绕某一战役对其后勤工作展开论述，而缺乏对后勤工作转变与调整的整体考察。本文以后勤工作如何适应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为中心，探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以期深化对解放战争史的研究。一、运动战对后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肆意发动内战。为了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军队被迫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自卫作战。这就要求后勤部门要及时将大量的物资和支前民工送达战场前线。原来的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后勤工作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新要求，从而必须作出适应形势变化的转变与调整。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形成了一套适应当时需要的后勤工作体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没有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的困境，为在敌后实现生存与发展，中共军队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独立自给、自筹自供成为后勤工作的重要方针。经过抗战时期的积极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部队无论是在兵员数量上还是在实力上都已完全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运动战的条件和能力。为实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图，运动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中共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与游击战不同的是，运动战的出现使战场规模迅速扩大、战斗空间逐步集中、战争的机动性增强，这导致战争的物资消耗急剧增加。而这一系列新的战争特点的出现，不可避免会对中共军队的后勤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首先，需为部队提供大量且更加多样的作战物资。“军队是由人员、马匹、武器组成的，三者不可缺一，这些组成部分都须要物质的不断补给。”物资是军队行动的基础，没有良好的物资保证，要取得战斗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因受限于自身军事实力，主要实行游击战，往往战场不固定、作战持续时间短、作战规模较小。有些战略区即使有二三十万人，但集中作战的往往只是两三万人，即使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一个地点作战的，只有十多个团”。参战人员少、作战区域相对固定在较小的空间，使得八路军的后勤保障长期处于“分散经营”的小后勤状态，物资收集的办法主要是就地取用和取之于敌。“八路军在武器弹药、军用器材方面的缴获，一般的均为全国之冠，而解决了八路军本身部分的困难。”以山东地区为例，自1937年9月起，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建立后，”武器、弹药主要是靠从民间收集，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也曾指出：“游击战争，应当夺取敌人的武器资材，供给自己。”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共部队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引下，参战人数日益增多，战役规模由小到大，物资消耗、人员伤亡明显增加，后勤保障任务日趋繁重。仅从粮食、弹药来看，在1946年12月的鲁南战役时，参战部队人数仅有7.5万人，前方民工12.3万人，合计总人数19.8万人,每日需要粮食数量为49.5万斤。而到淮海战役时，参战人数已达40万人，前方民工14万人，总合计54万人，每日需要粮食数量已达到135万斤。在弹药消耗方面，鲁南战役炮弹消耗0.6万发，子弹31万发，手榴弹0.8万枚。淮海战役时炮弹已达到72万发，子弹2060万发，手榴弹40万枚。通过对这两次战役物资消耗的比较可以发现，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步扩大，物资需求也随之增加，仅仅依靠就地供应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便产生了供求之间的巨大矛盾。此外，在保障内容上，以往作战，武器弹药等主要靠部队取之于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共部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以及炮兵、特种兵等技术兵种在各野战军中相继建立，需要后勤供应的物资趋于多样化，单纯依靠缴获已无法满足部队的作战需求。因此，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作战对后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满足前线的战略物资需要，将成为直接影响作战胜负的重要因素。其次，需组织和调动大量人力。抗战时期，中共部队因主要实行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行动灵活，”可以到处打游击，可以到处就食”，对人力组织动员规模的需求较小。即便固定在某一区域采取军事行动，因参战人数少，只要根据事先的部署预备妥当，就可基本满足部队需求。百团大战时，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根据战役部署，“在正太路沿线储备粮食150万斤，马料25万斤,马草60万斤，分散选点，隐蔽储存，保障了军区部队2万余人的作战需要”。即使没有提前储备，也可依靠就地补给来解决部队的给养供应。在敌后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由于战斗的突发性，经常来不及做好后勤准备，部队就已经开始行动，在无后方补给的情况下，“各战略区的部队主要直接依靠地方党、政府的筹措解决；在各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条件下，则分散与群众同吃同战斗共甘苦”。解放战争时期，运动战要求参战人员能够迅速集中、保持高度机动、行动异常频繁、活动范围广、大踏步前进与后退，有时一个地区多则驻扎几十万军队和民工，以形成优势的攻击力量。前后方之间的距离开始延长，供应的数量以及持续时间也在不断增加。分散原始的农村环境，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因素，与大兵团大规模的作战产生了很大矛盾，而这只有依靠党组织领导地方政府和群众才能有效克服。因此，在部队后勤保障体系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大力挖掘人力资源的优势，”必须要求支前工作中实行民工大调动、粮食大调度、财政大集中，以充裕的人力、物力、资源保证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以此来适应运动战给后勤工作带来的困难与挑战。此时，群众不仅仅是后方的生产员、供给员，更是从后方运输物资到前方以及从前方抬送伤员到后方的运输员。“抬伤兵、运弹药、推粮食、筑工事、修公路、架桥梁、缝军衣、做军鞋、看护伤员”等，都需要群众参与其中。正如左权所说：“有民众的积极配合，就给战争战斗胜利以极大的保证。否则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部队是集中的，老百姓是分散的，部队可以随时机动，老百姓就不能这样快，同时又受运输工具之限制”，处理好部队集中与群众分散间的矛盾，大力动员和有效组织分散在各个地区的人力资源，以保证物资得以快速且高效流通，成为保证后勤工作顺利开展不容忽视的一环。最后，需要建立能弥补空间差和时间差的高度集中且统一的后勤供应体系。在游击战中，由于作战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致使后勤保障工作带有较突出的应急特点，通常“军队驻在那村，即由那村及附近庄挨门凑齐供应”。为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减轻后勤部门的供给压力，后勤组织体系一般分散经营、独立保障。在抗战时期，基于部队的分散化、机构的简约化，特别是在日军反复“扫荡”的游击区内，为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后勤工作则更为简单，前线与后方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二者常常位置互换,成为彼此的前后方。然而，随着大兵团运动战的到来，“不论人力物力，一切用着都是紧急的，而且要多要快。部队前进，后勤工作得随之前进。部队后退，即随之后退”，部队的进退转移“不得不根据敌情变化而有所变化，变化通常很快，说变就变"。这些特点导致部队作战地点与后勤保障机构之间往往有一段空间距离，空间差随即出现。空间差越大，就越难保障物资的及时供应。再加上，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便产生了部队实际需求与补给真正到位间的矛盾，即时间差。如果空间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减少时间差，进而提高后勤保障的可靠性。只是当时中共部队虽有相对固定的作战地区，但却没有固定的作战点，常根据战场形势作出迅速调整，使空间差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合理的范畴，经常出现前线部队与后勤供给地之间距离过远，补给一时跟不上，导致出现缺粮缺弹现象，进而影响作战。“解决好供求之间的空间差与'时间差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后勤指挥问题。”显然，分散且单一的后勤供应体系已不具备处理供求之间的空间差与时间差的条件和能力。这就要求“建立包括党政军民一定的负责干部的统一的后勤组织”，统一部署和使用后勤力量，做到统一计划后勤工作、统一筹划物资、统一动员地方人力物力。只有如此，才能在无论是阵地防御战役还是在阵地进攻战役中，都有能力采取有效的保障手段，组织后方勤务机构快速前运、后送以及现地抢救，尽可能减少空间差与时间差给作战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得不承认，”后勤结构的变化，是由战争与后勤关系中的供求矛盾引起的。供求矛盾的每一冲突和尖锐化，所导致的不是双方的妥协，就是战争刺激后勤改善和充实自己的结构，以满足战争的需要”。正是解放战争时期运动战提出的这些新要求，促使后勤工作作出相应的转变与调整，也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趋势，从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的步伐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二'维持后勤供给与战争需求之间平衡的措施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此可见后勤与战争关系之紧密，战争的进程以及胜负往往受到后勤的深刻影响。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使战场上的阵地战、攻坚战的出现频率增加，原有的后勤保障体系无法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作战方式，致使战役需要与后勤保障可能的矛盾成为战役后勤的主要矛盾。基于此，中共军队的后勤工作必须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使后勤供给与战争需求之间始终维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降低二者之间的矛盾对部队作战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提高物资的生产、控制与调配能力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利用其合法地位基本垄断了接收权，以致中共部队并没有从日、伪军手中获得大批军用物资。面对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中共只能自力更生，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根源处着手，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厉行节约；另一方面调整后勤工作方法，根据战局的实时变化，灵活主动地采取各种方法，保证部队在运动多变、紧张作战的环境中的供给。而在这两者中，前者更为关键。在生产方面，”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是解放区普遍的财经工作方针”。其一，继续深入推进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释放更多的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农业生产。其二，减轻群众的负担，由野战军和地方兵团进行生产自给。可以“开荒种菜，搞农场，喂猪、喂鸡。组织手工业生产，做鞋，打草鞋，造刀子，发扬一技之长”，还可以“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帮助驻地群众生产、积肥；武装保卫土改运动，保护群众的劳动成果”。另外，为减少民工支前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必须大力动员农村广大妇女投入生产活动。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妇女踊跃加入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参加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出勤率大幅度上升。比如1947年在北岳区“参加夏季生产的妇女，已达妇女劳力总数的30%至80%”。妇女除在生产中吃苦耐劳，同时还为前线送粮送草、碾米磨面，主动无偿地支援解放战争。据大众日报1947年5月30日报道称：“两月来,鲁中近百万翻身妇女涌跃支前，完成军鞋50万双，碾米、磨面6000余万斤，此外，还有大批妇女拥上前线支前。”在战争时期，动员妇女投入生产，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尽量确保生产和支前两不误。武器弹药作为重要的战争补给物资，其产量的提高直接关乎前线部队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