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特派制度、特派巡行制度和巡视制度关系辨析.docx

中共早期特派制度、特派巡行制度和巡视制度关系辨析【摘要】特派制度、特派巡行制度和巡视制度是中共早期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三种主要的党内监督制度。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特派制度就是巡视制度，特派员等同于巡视员，反之亦然;对于特派巡行制度则简单地认为是由特派制度向巡视制度转变的过渡性制度。本文通过梳理特派制度、特派巡行制度和巡视制度三者形成的原因与背景，辨析其中的区别与联系，以厘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模糊认识。【关键词】特派制度；特派巡行制度；巡视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共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监督。建党初期，因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形成了具有监督职能的特派制度。大革命时期，中共建立了特派巡行制度，以指导、监督地方组织的工作。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中共又建立起巡视制度，以监督各级党组织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整肃。对于中共早期党内监督制度，有学者认为特派制度”等同于巡视制度”，还有学者认为巡视制度源于特派制度，特派员就是巡视员。对于特派巡行制度，相关学者要么简单地把它归为巡视制度的雏形，要么认为是在特派制度和巡视制度之间的过渡性制度。那么作为中共早期党内监督制度的特派制度、特派巡行制度和巡视制度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本文综合利用相关史料，探本溯源，从剖析特派、特派巡行、巡视制度形成的原因入手，通过辨析三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厘清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澄清学术界关于此议题的若干争论。一'特派制度：建党之初的党内监督形式中共建党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工运工作遂产生了特派制度。中共成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运动上。中共一大通过的党史上第一个纲领宣称：“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因此，“成立产业工会”，开展工运便是中共的“基本任务”。1921年9月中旬，北方工人运动渐有萌动之势,然而中共中央对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并没有经验，也没有工运人员可以派遣。为此，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召集北京、武汉、上海、山东、湖南和广东等地的党组织代表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发展工人运动”。会后，中共中央及各地党组织按照会上拟定的工作计划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分部，以具体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如罗章龙被陈独秀派遣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主任）。尽管他以“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自己“无此能力”为由婉辞，请求中共中央另派有经验的人前往，但是在陈独秀的坚持之下，罗章龙便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派遣。罗章龙到北京后，相继派遣何孟雄等40人为特派员到各铁路段和一些重要城市开展工运工作。包惠僧也在回忆中表示：“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我奉藁中央之命赴武汉主持党务，并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于武汉，谋展开武汉劳动组合工作。”这种因开展特定工作需要，上级组织临时派遣某人或某几人去某地承担相应职责的工作机制，逐渐成为中共最初的特派制度，而被特别派往各地的代表就是特派员。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程中，诸如此类的派遣形式非常普遍。例如，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领导工人罢工的紧张时刻，“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1924年1月吴容沧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在济南负责向银行筹款时不幸被捕；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另一种类型的特派员则根源于中共成立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据张国素回忆，1920年7月底，陈独秀在筹划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最初设想新成立的党组织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但是，面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内部思想纷争、组织分化,尤其是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旋起旋灭的现实，陈独秀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921年初，陈独秀开始主张：未来建立的党组织应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特别委托包惠僧向大会提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的意见。对此，张国素等人极力赞成，主张“组织一个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的政党；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另一方则坚持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即要建立一个宣传、研究性的团体,非革命性的组织。一大代表经过辩论，最终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苏俄式的建党原则和组织体制得到初步确认。一大召开后，中共在工人运动、党团组织建设及舆论宣传方面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困扰中共中央的问题是，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共党员群体“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中共广东支部在处理与陈炯明的关系问题上未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办理。因此，中共二大召开前，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将来要“厉行中央集权制”。而在民主集中制思想指导下的党组织，加强集权的手段通常是制定规章制度以约束或者设置职能机构以监督。于是，在中共二大上，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了三个文件来约束、规范党员的思想、行动。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首次使用“特派员”这一名称并赋予其特别的权力，该章程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在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规定：“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本党议员之个人及团体（共产党议会团体）绝对不得自主。”这两个文件的内容本身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但却成为另一类特派员即监督类特派员的缘起。分析上述两个文件中关于特派员的表述可知，其与中共中央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最初派出的特派员在职能方面有细微差别，它除完成上级布置的特殊任务外，或隐或显地包含着检查、监督下级组织或个人的权力及职能。以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为例，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到各地的“特派员”是会议的“主席”，无疑暗含着对下级组织的检查、监督；而对在不同层级议会任职的中共议员则明确规定受特派员的“监督和指挥”。类似具有检查、监督职能的特派员在中共早期活动中并不鲜见。例如，1926年7月，为了有效加强对中共各级组织开展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以后中央对于各区、各区对于各地方，“常派遣特派员，考查并执行此种任务”；同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为了整顿西北地区的党务、争取冯玉祥部将领，特派陈乔年赴西北，”沿路巡视各地工作，并至五原与伯坚接头，考察该方实住情形及目前一切纠纷的问题（在军队中同志的）”。再如，12月5日中共中央在报告中表示：“现刻中央为促进安徽的工作起见，并使各地组织均能统一起来，发生关系，置一中央特派员专门巡视除津浦以外之各地，协同各地党部计划指导工作并对中央作报告。”由上可知，特派员明确被赋予了检查、监督下级组织工作的职能。为了促进特派活动的规范化运作，中共三大专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并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J此规定标志着中共的特派制度正式确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共的特派制度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直接影响”下“顺理成章地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各国共产党接受”的产物，而是因开展工运工作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在先有特派事实的基础上然后才形成特派制度。因特派制度形成的原因不同，特派员大致可分为两种：因工运工作而形成的特派员，仅是单纯地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一般而言不具有检查、监督的职能；因中共加强中央集权而形成的特派员，除完成上级指派任务外，还兼具检查、监督下级组织的职能。当然，在复杂艰险的革命环境下，在实际运作中，工运工作与党务工作经常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明确区分，因此特派员属于何种类型并没有十分严格的标准，而取决于派出机构对其特派任务的性质界定。二'特派巡行制度：大革命时期主要的党内监督形式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工人运动“毫无起色”；广东海员因不信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职员，“又以经手财政不清，互相冲突甚烈，内部危机日迫一日“。二七惨案的发生引发了部分中共三大代表对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工人运动前途的激烈争论。有些代表对工人运动表现出一种悲观心态，认为“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有的甚至认为工人运动不足恃，“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由此，中共中央曾设想按照共产国际之前的要求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以巩固即将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共自然不可能彻底放弃独立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三大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案提出了9项措施,以恢复和振兴似已消沉的工人运动。此外，中共三大结束将近一个月后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强调“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之一。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共当初试图交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国际要求之下的权宜之计，此举在中共内部充满争议且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共产国际改变态度后，尤其是在国共合作过程中遇到摩擦时，中共认识到自己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之前领导工人运动形成的组织力量和人际网络，因此中共迅速改变对工人及工人运动的种种不成熟认识。于是，1923年11月底中共召开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先行选择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矿工,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1924年3月26日，陈独秀发表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一文，认为：“今年或者是工人运动转机的时期了”，并且列举了全国四件显示工人运动”转机的征兆”之事。正当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呈复兴之势时，中共党内又因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而出现巨大的争论。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的争论非常忧虑，两次建议中共在5月份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此问题；并且派维经斯基于4月份专程来华指导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24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时，中共领导的仅仅是纺织、矿工、路工、航路上的工人在数量上就至少达60万。中共自豪地宣称：”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会议针对国共合作后中共在工运工作中出现的思想混乱和右倾现象，提醒并告诫全党：”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陈独秀也特别提醒全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因此，“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画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即中共在国共合作后应独立而非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为此，会议制定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既明确了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工会工作的立场，又对以后工会工作做了详尽而周密的部署，并提出6条具体办法。其中第3条规定：”因为中国地域很大，路工矿工散处各地，所以必须特派巡行各路矿的人员，使中央机关熟悉一切消息，同时便做工会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会运动委员和中央的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迹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工畲运动委员和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开工会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迹绩，并规划以后进行的方法。”这是目前所见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特派巡行这一概念。从此次扩大会议召开的背景并结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的内容可知，中共中央向各下级工运机构派遣特派巡行员的直接原因是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运动重新复兴并且逐步走向新的高潮，亟须及时了解并掌握各地的实际情况，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避免在国共合作之后，中共丧失领导工人运动的独立自主性，所以规定特派巡行员的职责是了解地方工会运动情况然后把消息上报中央、指导地方工会运动委员会开展工作、把自己所做的工会运动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