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体系与理论方法”笔谈之二.docx

“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体系与理论方法”笔谈之二召集人语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数年来致力于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我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在两方面着力：一方面抓紧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量微观的、个案的和专题性的研究，以反映改革进程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它的多重面相。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的思考,作出有价值的解释，这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本期选用的五篇文章，都侧重于方法论的讨论。下面就本人感兴趣的话题谈些想法，也算是参与讨论吧。二级学科设置视域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四重维度一文,谈到把改革开放史设置为中共党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是一个业务性问题。无论置于什么学科之下，都不影响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当前改革开放史研究是许多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涉及的领域，更不用说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多学科对话和互鉴，有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不过，作者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谈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思维方法问题。作者谈到当前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状，感慨对一些重大话题如改革开放奇迹与困境何以发生至今没有得出一种满意的解释。这大体是事实，不过但凡这类重大历史问题很难定于一说,还是百家争鸣为好。“改革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国外”的说法并不严谨。文章强调要彳定多重维度上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史,这肯定是对的。其中特别谈到，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有多元主体互动的观察维度、需要有一种纵向的和横向的比较方法、需要有变与不变相统一的辩证思维、需要有系统思维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当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观察维度还可以举出一些。推进改革开放观念史研究一文强调观念史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在以往的研究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从观念变革的角度研究改革开放史，但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文章首先界定什么是观念史，以及它与思想史、概念史的异同，这是一个学理性问题。在我看来，文章的亮点在于强调观念变革的能动性，它不只是改革实践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改革的先导。这符合事实，也符合规律。历史变革往往首先是观念创新，中国改革也不例外。这可以举出许多例证：1978年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念、1984年确立“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观念、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每一次观念突破都引导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不过，可以进一步发问，观念突破的动力来自哪里？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反思，受外部思想和经验的启示，这都是事实。但有一点同样值得重视，即改革成效的说服力。文章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将研究视角从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转移到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身上”,研究大众日常生活观念的变化，把观念史嵌入社会变迁史。与政治观念不同，大众生活观念的变化是一个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会受到主流舆论的引导，但更多的是受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形塑。近40年来大众日常生活观念的变化肉眼可见，如财富观念、消费观念、迁徙观念、婚姻观念、生育观念等。日常生活观念的改变是一种需要正视的存在，但难以用进步或者退步来界定。政策创新扩散视阈下的农村改革史研究一文，引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来研究农民改革的政策过程。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农村改革研究，同样适用于整个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主要不是从上到下推行改革路线图，而是更多地诉诸局部试验，通过下放权力赋予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创新的自主权。这一特征在改革的探路阶段更加明显。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政策创新扩散研究更多的不是政策结果而是政策形成过程，要求研究者通过各种动态的鲜活的史料，深入到决策过程的“黑箱”，发掘其内在机制，譬如基层组织政策创新的动力、规避风险和获得认可的策略，创新政策如何在决策中胜出，等等。毫无疑问，政策创新扩散的主体是政府，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制定和推行政策的权力。但是，参与和影响政策创新和扩散的行动者则远不止于政府，包括大众、企业、学界等。研究政策创新扩散应当关注横向扩散与纵向扩散两个方面。横向扩散是局地试验及其经验如何影响到其他地区，被模仿和复制。纵向扩散是各层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初期，自下而上的情况居多。还有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的创新试验，如创办经济特区等。回到这篇文章本身，作者用政策创新扩散理论论证农村改革发源地在安徽，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在各地农村改革中，安徽的改革影响最大，安徽省委也是第一个作出正式决议支持包产到户试验的省级党委。不过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个问题是，其他地区的实践对农村政策创新扩散是不是同样起了作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据吴象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表态反对的占多数，明确支持的有贵州池必卿、广东任仲夷、内蒙古周惠。最后达成妥协，形成中发198075号文件，为包产到户上了“户口”，同时作了“切三刀”的限制，可见政策的突破是一个合力。1980年上半年，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默认、支持农民包产到户，他们的选择主要是出于顺应本地农民的要求？还是受安徽的影响？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发掘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农民的自发选择起到何种作用？作者有一个观点，农村改革是“中心突破”不是“边缘革命”。我也不赞同把中国改革归结为“边缘革命”。但不能说农村政策创新是政府的事，与农民无关。在农村改革中，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安徽省委之所以敢于冒着风险支持包产到户试验，其底气来源于强大的民意基础。有些省份在与农民激烈的顶牛中由反对、犹豫转向支持，如贵州省。有的地区更带有农民的自发性特点，如广东省。中发198075号文件印发以后，包产到户不断突破政策界线。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霍泛回忆说，1981年下半年山西的形势“如水之就下，来势之（迅）猛，如狂风骤雨，势不可挡”。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领导层最终放弃了“切三刀”的限制。这都说明，农民中间要求包产到户的普遍愿望，恰恰是农村改革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地理因素探析一文把地理因素引入改革开放史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在考察地区差异时，尤其不能忽略地理因素。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1979年以后，由于市场与政策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地区发展的差距迅速扩大。在地理区位、市场规模、物流成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沿海比内地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重点也是着眼于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加快发展，推行从沿海到内地梯度开放开发战略。1988年进一步推出沿海发展战略，希望把沿海两亿多人推向国际市场。理想的结果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继而帮助后发展地区，实现整个经济的雁形起飞，并逐步实现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推动的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就是实现这个转变的努力，一些中西部城市如重庆、合肥等成为新的经济高地，“一带一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海权时代的经济路线。向地区均衡战略转变，除了行政力量，主要应当依靠市场。技术进步如高铁、高速公路以及新一代通信的快速发展，缩小了空间距离，降低物流和信息成本，理论上有利于推动产业转移。不过在现实中，沿海低端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更多地转到了国外。这固然有地理因素，但不能完全用地理因素解释。改革开放时期监察制度史研究再思考一文涉及的虽然是专题史，但作者着重于历史观及方法论的讨论。强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监察制度史，要以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要科学、辩证地认识国外某些研究模式与研究假设，警惕被其误导。研究中国的监察制度史必须注重中国自身的特色,不能套用任何国外理论，这无疑是正确的。国外经验无法整体移植，不过一些成熟的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就是减少腐败的有效制度。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的政党”，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它不能用来证明党员干部不会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有效的监察制度必须建立在防范人性弱点的基础之上。文章提出研究监察制度史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因素，“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这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