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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要推动分类和差异化发展摘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不应首先设定一个前提，即农民得在农村待着“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在增加消费后，是否会增加更多的服务消费？”“增加的服务消费，是否需要借助面对面完成？”“答案是肯定的。”6月30日，在“2022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以连续式提问，作为自己主题发言的开始。在这场围绕“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矛盾吗”话题展开的讨论中，陆铭意图通过上述问题及答案，解释中国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进而说明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回到关于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能把很多事的长期趋势看得更加清楚，达到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效果。”陆铭直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迁移，是一个历史的长期趋势。因为农村地区的产业，包括农业、资源型产业和一些旅游业等都是受到总量约束的产业,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只有不断减少人口。将这个问题捋清，就能把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打通，二者是否存在矛盾亦不言而喻。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此后，多地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并交出喜人的成绩单。时至今日，再提及“乡村振兴”，陆铭强调，“我认为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对今天在农村居住的人，或者目前依然拥有农村户籍的人，给他们创造在不同地方发展的条件。乡村振兴强调以人为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利去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这个发展既包括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包括就业、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基于此，陆铭认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不应设定一个前提，即农民得在农村待着，而应是他们觉得哪里适合自己发展，就让他们到那个地方去。这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人口聚集的趋势。陆铭团队在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人口流动方向大致呈现三个趋势：第一，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第二,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及其周边都市圈流动；第三，尽管跨省流动速度有所放缓，但从整体趋势来看，人口仍然在从相对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和东北，向相对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带集中。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创造性地将中国县城分为五类。对此，陆铭建议，比照同样的思路，乡村振兴接下来应推动分类和差异化发展。“今天再谈到乡村振兴，一定要意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农村包含了不同的农村。也就是说，在谈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时，思维要随着一些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过去在讨论区域经济发展时，我们倾向于把中国划分为若干板块,最早的时候划分为东中西，后来是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最近十余年，城市群和经济带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所以今天会讨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等概念。陆铭说。在陆铭看来，如今若再按照“东中西+东北”来划分，或者按照城市群划分，已跟不上经济发展形势。因为当前在每一个城市群内部，都有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地区。比如在长三角地区，沿着长江往西，一些大城市周围人口是流入的,但是苏北、皖北、皖南、浙西等地的一些山区，人口则是出现负增长。所以陆铭认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至少要分如下四类情况：第一类，部分位于大城市附近或在都市圈范围之内的农村，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可以与城镇化画等号。因为在人口大量流入的都市圈范围内的农村，未来大概率会成为城市发展连片都市带的一部分。当然，并非在都市圈范围内的所有农村都要变为城市，可在都市圈范围内保留一部分城市所需的蔬菜用地、乡村游等。第二类，城市群外围的农村地区，由于距离中心城市不远，实际上是有条件发展有特色的生态产业和旅游产业，以及城市所需的农业产业发展。第三类，偏远地区。这些地区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但随着人口的减少，对于这类地区的农、林、牧、渔产业，由于其经济总量受限于资源，人口的流出反而有利于实现相应产业的人均GDP增长，实现共同富裕，且实现相关产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第四类，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其中有的地区可能因为地理条件较差，有的地区则因为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要求，有些地区也可能是资源性产业资源枯竭。对于这些地区，可以选择集中居住，集中居住的地方可能是当地的县城。与此同时，要在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配合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提及金融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陆铭表示，“金融的本质是基于创造价值，如果离开农村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农村地区的价值创造就无从谈起。”他认为,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农业已经与工业、服务业深度结合，这意味着金融在其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无论是农村的金融还是农业的金融，本质逻辑还是价值创造和规模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