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贝父子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海权想象.docx

“董贝父子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海权想象引言所谓“海权”(SeaPoWer),属于典型的权力政治概念，泛指一国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思想和文化方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综合力量。对西方国家而言，海权即海洋霸权。人类的海权意识特别是西方的“海权”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人用"制海权"Ithalassocracy)这一术语，来揭示地中海区域列国霸权纷争背后的“海洋霸杈”(MaritimeSupremacy)或“海洋统治”(ruleoverthesea)这一历史规律(Abulafia,2014：139-140)0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1874：3)首次用“制海权”这一概念来描述古希腊城邦中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米诺斯文明，其权力依赖于其海军；他还区分了海权和陆权，并谈到需要发展希腊“海洋帝国”来对抗腓尼基的制海权(Thucydides,1874：138)o随着欧洲一批新兴民族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废墟中的崛起，西方民族国家的海洋探险、远洋航线开辟和海外殖民地的拓殖浪潮高涨，利用和控制海洋日益成为这些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和支柱。英国的“海权”战略是在其与西班牙、荷兰及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和维护海洋权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616年，英国冒险家、殖民头子沃尔特雷利(WalterRaleigh)提出了掌控海权能为英国带来巨大利益的论断：“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整个世界”(Raleigh,1829：325)。1621年，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ErancisBacon)也曾宣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谁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多或少地进行战争"(BaCon,1900：149)。类似的海权论断层出不穷，可见英国人对海权的认知非常深刻。在现代海权思想发展过程中，真正将“海权”观念上升到思想和理论高度的，是美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90年,马汉著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一书正式出版，标志着海权论的创立。马汉的海权论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观点：首先，海杈不只是海上军事力量，而是“涉及了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马汉，1998：1)。也就是说，“海权不仅在于强大的海军”“也不只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而是“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马汉，1998：217)；其次，海权的三个环节分别为生产、航运和殖民地。这三者也是决定濒海国家历史和政策的关键所在(马汉，1998：29)o马汉的海权思想对20世纪欧美诸国的海洋霸权扩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独有偶，同雷利和马汉的海权思想极其相似的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作为一名于19世纪英国海洋商权鼎盛时期成长和创作，并以“城市平民，尤其是底层市民，孤儿、流浪汉”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现实主义作家（蒋承勇，2022：33）,也在其小说中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强权世界中的所谓海洋“真理”。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精辟论述：“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1965：686）o狄更斯力图展示的其中一个政治和社会“真理”，就是宦利和马汉等人提出的“谁控制了海洋，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权论断。以发表于1848年的小说董贝父子（DomheyandSon）为例。在该小说中，狄更斯塑造了一幅英国商人群体或普通人卷入帝国如火如荼的海洋贸易扩张的“辉宏”图景，并积极渲染“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巨厦“华丽的”图景和伦敦金融城的繁华“盛景”，以此来展现19世纪大英帝国的海洋贸易箍权的现实，从而通过小说撒播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权观念。“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巨厦19世纪上半叶，自由贸易成为维持英国海洋贸易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张本英，2019：27）o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向无疑对英国的海外扩张与皇家海军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一，自由贸易理论与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海洋扩张的方向。“英国所追求的不再是帝国版图的扩张，而是适应工业时代贸易需求的'势力范围，经济理由成为其扩张的最主要推动力”（吴昊，2017：95）；其二，皇家海军不再成为战场上的急先锋，而是成为彼时全球海洋贸易体系的守护者，并为确立英国的“全球海权优势并开始在国际力量方面追求一种稳固的平衡”而开始战略性转变（吴昊，2017：96）o狄更斯敏锐地捕捉到英国在海权发展战略方向的变化和政策调整，因此，他通过圣贝父子来“反映一个贸易强国而非一个军事大国的心理”（PeCk,2001：72）,就不足为奇了。董贝父子的创作正值大英帝国经济政策向自由贸易转向时期，自由贸易理论已经融入英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海外贸易不仅成为国家繁荣的保证，也成为英国海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以董贝父子代表的英国贸易商正在试图控制世界海权中的重要一环：全球海洋贸易霸权。首先，小说第一章对董贝先生的心理描写呈现了一个以英国商人为中心运转的全球海洋贸易体系。这是一个以海洋贸易为中心的商贸世界，日月星辰、山河湖海，甚至万事万物皆围绕英国海洋贸易运转，而掌控这个贸易中心的正是英国商人董贝先生：掌控正是商人董贝先生。在他眼中，寻常的缩写词A.D.并非指“公元”，而是指“董贝父子世纪”。（狄更斯，2012：2）一方面，必须指出，以董贝父子为中心运转的海洋商贸体系正是19世纪建箱全球的英国海洋贸易帝国的一个缩影：“到18世纪末，英国的海外帝国的领土遍及五大洲和世界各大洋整个19世纪，帝国不断扩张，英国的海军霸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到1880年，英国拥有最大的海外帝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商业舰队”(Killingray,2004：1)。傲慢、自恋的董贝先生期待幼子小董贝的诞生，幻想着在父子的携手下，共同成为英国海洋商贸的主宰者，让世间万物都臣服于他的商业帝国之下。另一方面，董贝先生的海洋贸易扩张的欲望和野心正是日益膨胀的英国贸易商群体日益增强的投资能力的一个真实写照。以英国的对外投资为例。“19世纪50至60年代，外国净投资量逐渐上升，从1870年至1914年间，英国对外投资额平均占到国家年财富积累总量的三分之一”(FlOUd&Johnson,2004：191)o有实力的商人希望扩大海洋贸易的范围，制造商希望扩大货品的倾销市场等等。尽管董贝先生的内心独白不等于狄更斯本人的想法，但正如爱德华威廉萨义德(EdWardwilliamSaid)所言：“狄更斯对董贝的利己主义的刻画、呼唤、模仿，最终还是依赖了经过尝试而正确的帝国自由贸易语境，英国商人的道德本质和关于海外发展机会无限的意识”(萨义德，2003：16-17)o其次，狄更斯从侧面描绘董贝先生的“商业巨擘”形象，试图证明英国商人巨大的海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和实力。例如，贝格斯托克少校(MajorBagstock)与董贝先生初次见面时，对其阿谀奉承道：“'这个名字，先生，'在不列颠的海外疆土是远近闻名、备受尊敬的。和这个名字沾边是很值得骄傲的，先生'”(116)o这段奉承之词把董贝先生的商业巨擘形象和其海外拓殖能力形象地衬托出来。此外，董贝先生新婚宴会上一众商业巨贾的出场无疑再次渲染了英国商人巨大的海外拓殖能力。宴会开始的时候，“富如五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准时驾到”“第二位来宾是英格拦银行经理，传闻他什么东西都能够买下来”(457)o上述描述不仅使董贝先生的商业“巨擘”形象再次得到巩固，而且英国商人开拓海外贸易、控制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力和能量似乎也得以展现出来。最后，“华丽的”“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似乎深深吸引着狄更斯羡慕的目光，透过东印度公司和其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商品，我们似乎看到狄更斯展望并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庞大的英国主导和控制的全球海权体系的雄心。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全球海洋扩张的重要国家力量。该公司草创于1599年9月，160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EastIndiaCompany,1886：x,1-2)。此后该特许公司垄断了英国的亚洲贸易长达两个世纪，从最初的一个商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者。到狄更斯所处的19世纪，“东印度公司在英国的贸易和帝国建构中占据中心地位对英国国内外实力的日益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Bowen,2006：29)。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是这样描绘东印度公司的：“拐角处巍然挺立着华丽的东印度公司巨厦，它的巨宝使人浮想联翩，有贵重的织品和宝石，有老虎、大象和象轿、水烟简、雨伞、棕桐树、轿子，还有衣着华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悠闲地坐在地毯上，穿着脚尖部分向上翘起的便鞋"（31）。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物品，大多来自加勒比、印度等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和原材料,大都由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或垄断。单以茶叶为例，据统计，从1783年到1833年的半个世纪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从1786年的15,931,193磅增加到1833年的32,913,840磅,销量翻了一番”（Robins,2006：149）。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巨大的利润收入。透过富丽堂皇的东印度公司大厦和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情的商品，狄更斯不仅展示了一个垄断了世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挺立”形象，也呈现了英国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华丽”形象。然而，“华丽的”东印度公司的背后却隐藏着经济殖民和血腥掠夺的本质。18世纪后半叶开始，东印度公司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由成立初期的一个海上冒险家公司，变成一个拥有军队、领土，可以宣战、媾和的权力机构”（张亚东，2019：11）,完全变成英国海权扩张的排头兵，给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狄更斯不可能不知道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是贸易掠夺活动和殖民扩张行径，因为在他的特别安排下，他的第二个儿子于1856年被派往东印度公司，并担任总统府军队的一名军官学员（ForSter,1892：351）。但他不仅没有批评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殖民和掠夺行为，反而沉醉在该公司所取得的“华丽的成绩”中，并且还对此浮想联翩。此外，联想起狄更斯对于1857年印度兵变事件的反感和憎恶的态度，就不再怀疑狄更斯对于英国的海权扩张的支持态度。当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建议东印度公司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来镇压印度兵变：“但愿我是印度的总司令我的目的就是以一切仁慈的快速行动将印度人从地球上消灭"（DiCkenS,1995：473）。狄更斯希望东印度公司采取果断措施来镇压印度爆发的反殖民统治，这不仅说明他对英国推行的海洋霸权政策表示极大的支持，同时，他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也暴露无遗。因而，他对东印度公司的“华丽”书写，不仅体现了他对帝国海权扩张行径的支持，也直接暴露了他的海洋霸权意识和帝国意识。“在码头上走来走去”的董贝先生：伦敦港的“盛景”狄更斯不仅渲染以董贝父子为中心的英国经贸商和东印度公司为“先锋”的英国海权扩张的“伟绩”，他还力图展示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港口的伦敦港的繁华“盛景”。首先，狄更斯重现了伦敦的繁华和其作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这正是19世纪英国的海权得以向世界扩张的重要起点。“从拿破仑战争开始，伦敦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其地位超过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巴黎，国际贸易在这里融资和结算，外国人可以自由地贷款。1850年以后，伦敦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愈加凸现，伦敦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汇票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寻求投资的主要对象”（刘成等，2016：55）。董贝父子公司正是坐落于世界贸易中心伦敦的商业中心区内。伦敦金融城中遍布着银行、股票交易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