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审思.docx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审思摘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二者不断交流、内在融合和互相建构以实现各自的丰富发展而又指向构设新的文明形态的动态平衡状态。二者的“结合”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实的发展需要、彼此的高度契合以及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思想观点的融通互构、价值观念的贯通互彰、思维方式的会通互济是判定二者“结合”成效的重要指标，三方面缺一不可。二者在长期的“结合”中呈现出从浅表到深层、从自足到利他、从抽象到具体的三大规律性特征，既彰显了二者“结合”的价值意蕴，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二者“结合”的现实遵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和现实要求，对二者“结合”问题的研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至少包括：“结合”的内涵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判定“结合”成效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结合”的规律性特征是什么？对上述“结合”问题的考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相关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从学理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应该辨清“何谓结合”，即“结合”的内涵是什么。对二者“结合”内涵的判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然而，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原因和实践路径等，对“结合”的内涵研究却相对笼统和抽象；学界对二者“结合”之历史起点、阶段分期等方面也存在诸多观点分歧，折射出学者们对于二者“结合”内涵的不同见地。通过梳理关于二者“结合”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中提炼和归纳学界对二者“结合”内涵的一些看法。第一槿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该观点将“结合”定义为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虽然在阐明二者之“结合”轨迹、特点和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因对“结合”内涵的认知殊异而在二者“结合”起点问题上有所争议和分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已展开，在其“结合”的过程中，“二者经历了从对立关系、认识关系向依存关系的转变”1O这一观点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时空境遇下的联系，但却相应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内涵与外延扩大化，将二者的“对立关系”也纳入“结合”之中，有将“结合”扩延至“联系”之嫌。也有学者以中国共产党这一推进二者“结合”的引领者角色的出现为标志，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者的结合经历了由初步结合、“深相结合”和“有机结合”的过程2,与前一种观点相比，“结合”似乎不具有“对立关系”的性质悖反，而只有二者融通程度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以过程论的思路去阐释二者之“结合”虽确证了二者在现实实践中的发展轨迹，但却在判定“何谓结合”上较为模糊和笼统，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有学者认为，二者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方案，为新时代筑牢民族文化自信注入精神活力，也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赋予中国特色3。以方法论的视角来阐释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虽确证了二者“结合”的价值意义和目标指向，但是二者的“结合”作为方法、目的、手段和效果的有机统一，单强调“结合”的方法论意义也就难免会忽略对“结合”的具体含义进行确定和厘清，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怎样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的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种新的文化样态，二者在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的过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样态的形成就标志着二者“结合”的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集中体现。”4这一观点将二者在长期“结合”之后的理论形态视作判定“结合”的标准，并在这一立论基础上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并未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该观点虽然在把握和探索“结合”的内涵方面有一定启发性，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建立于结果论的基础上，仅将二者的“结合”理解为一种理论形态的生成，对二者的“结合”采取了绝对化的处理，进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联系，造成了对“结合”内涵理解的偏狭。无论是将二者的“结合”理解为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还是理解为一种方法论，或是理解为一种形成样态，实际上都是从“结合”的某一侧面来分析“结合”的内涵。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5这就是说，二者的“结合”是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结合”不只是指二者在同一时空境遇下所发生的简单联系，也不只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与方法，更不是单向度地指向某一理论样态的形成。“结合”既有其实现的现实基础，又有其实现的必然趋势；既是过程，也是目的；既是手段，也是方法。具体说来，二者的“结合”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的驱动下，基于强烈的结合愿望，通过不断的双向交流、内在融合、互相建构以实现各自的丰富发展，进而共同指向构设新的文明形态的动态平衡状态。因而，判定二者是否“结合”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结合”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的主观愿望。这是文化比较视野下二者“各取所需、共谋发展”的结果。机械嫁接不是“结合”，“强人所难”也无益于“结合”，只有二者在文化比较中发现二者有相互契合、天然相通、互相补益的“结合”可能时才能驱动二者的“结合”。其次，“结合”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长期的对话、交流、渗透和建构的动态平衡状态。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但二者若只停留在话语转换、形式转换等浅表层面的关联，或者只是短暂的接触和相互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结合”的效能。“结合”是二者内部影响因子的相互渗透和交换，其动态平衡的状态标志着二者的“结合”所具有的过程属性，只有在长期的彼此作用下，才能实现二者的各自发展和催生新的文化形态。最后，“结合”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结合”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组合和拼接，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的过程中，全面深入地展开二者的融通和互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交互作用、互相渗透的状态既能满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的需要，又满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需要；既在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中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思路方法，又为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积聚文化内能，因而二者的“结合”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诞生于不同的社会土壤，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天然的时空差异。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会自发自然地产生，而必须满足一定的主客观前提和条件才能发生。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主客观条件。第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文化交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条件。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形成所带来的东西文化交流碰撞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契机。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对孤立自守的状态，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更使一切国家和民族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漩涡，原始的、相对孤立隔绝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超越了地域性和民族性，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存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不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各个国家现实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近代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坚船利炮打破，中华民族深陷生存危局之时，马克思主义随“西学东渐”之风被零星译介入中国，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正式走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成为救国济世之良方，得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邂逅。另一方面，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交流也引发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比较心理，也正是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中国逐渐扭转了“我族中心主义”的自大心态，从而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创设了可能。就文化“结合”的普遍规律而言，由于文化的“结合”不可能发生在同质文化之间，而是在异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产生，加之世界历史的形成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635,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能够使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以文化比较的心理认识和确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条件。而“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传统文化无力挽旧中国“大厦之将倾”的现实境遇下，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被动或主动地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并将其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和分析。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现实问题的驱动下，中国人开始以怀疑和审视的眼光重新定位自身，观察和探索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并初步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从内向外”地找寻救世良方，并试图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也同样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可能。第二，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动力支撑。首先，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需要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既遇到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也遇到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以普遍意义的理论形态出现，而不能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和深入交流，也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而“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7o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扎根中国实际、扎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中才能展现自身的真理力量。质言之，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始终激发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强劲动能。其次,推动理论创新的需要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8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道德建设、哲学思想等文化资源也同样具有价值和意义。如果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难以真正理解和阐释中国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开马克思主义也难以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面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既不能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着讲”，也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反着讲”，而必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接着讲”，在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创新讲”，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飞跃，为实践提供有益指导。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能够为辨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丰富的思想文化宝矿，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其所带有的后现代文明特质也能够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新发展，从而在保留自身思想文化合理内核的同时实现语境再植和思想再造，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第三，彼此的高度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918,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进一步阐明“'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5,从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