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荫下读后感.docx

祖荫下读后感该书的结构上共有十二章，内容上实际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序论”为第一部分，介绍本书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第二章到第九章为全书的第二个部分，此部分相当于当时喜洲镇的民族志，描述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日常行为方式；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为第三部分，把喜洲文化放在更广阔的区域内来理解。开篇作者先交代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田野点的基本情况。当时的喜洲是一个传统思想与现代世界交叉的社会，一方面，一个刚从香港回来的青年牵着新娘的手漫步在喜洲街头，当地人认为伤风败俗，用粪水浇了他俩一身；另一方面，这时候的喜洲又不断迎来新事物，这里的人不断外出闯荡、求学，乡绅积极捐资兴办学校和医院。在民族认同方面，当时“所有的喜洲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喜洲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喜洲人不仅具有汉族文化习俗，而且试图表明，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民族更加汉化”。这与今天喜洲人普遍的白族认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当时喜洲镇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许娘光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研究。在第二章到第九章中，许煨光对在喜洲居住的人们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活动等进行了极其详尽的记录和分析。通过对阴宅（死去的祖先的墓地）和阳宅（活人的居所）的描述,他介绍了喜洲镇的居住情况以及死者的墓地、家中的神龛和宗族的祠堂；通过“续香火”一章，介绍了喜洲镇求子的风俗、婚配观念的特点、订婚和婚礼的民俗以及其他婚姻情况（如“上门”婚、再婚和娶妾等）；通过“家族的繁衍”一章，许煨光得出了关于喜洲镇婚姻习俗的认识：婚姻是延续父系家族的一种手段，婚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和女性面临不一样的道德标准；而“祖先的生活”一章则着重介绍了喜洲人对灵魂的看法；“与祖先进行交流”一章介绍了喜洲地区的降神会、上坟、祭祖节等沟通死者和生者的宗教仪式。在“祖先的荫庇”一章中，许先生对前面各章所描述分析的喜洲文化做了一个总结，他看到“父子同一”的关系是喜洲文化是首要因素。这种同一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父亲和儿子都需要对共同的祖先负责；二是“性别疏远”，即淡化夫妻关系，强化父子关系；三是“大家庭的理想”，即强调家庭内部的集体精神，分享共同的荣誉；四是“教育模式”，即教育家庭成员延续父辈的观念，这种教育建立在一种这样的观念之下一一所有活着的人都生活在各自祖先的庇荫之下。这些研究让许娘光意识到，住宅本身是激烈竞争的代表物，房屋住宅与其说是其家庭成员用以栖息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社会威望的象征。他看到喜洲地区的居住习俗中极其强调辈分、性别及年龄的特点。通过这些研究，许娘光发现，整个喜洲镇内的各种关系实际上都是为了延续家族的父系，由此他引出当地人的大家庭理想以及同宅分家的情况，并且进一步延伸到父系家族及宗族的团结问题，认为“一个典型的喜州镇宗族是一个外表统一庞大、内部结构松散的综合体”。用很大的篇幅对喜洲的文化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之后，在第十章“文化与个性”中，许娘光追问的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对形成一个人的个性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他认为，在喜洲文化中，与人的个性形成紧密相关的两种重要因素是权威和竞争。在这里，祖先的权威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与祖先息息相关，个人的成败常常跟祖先的庇荫联系在一起。尽管喜洲人注重仪式，相信神仙和天堂的存在，但他们生活的基本方面仍是世俗的。对于他们，灵魂世界不过是人间俗界的一个必要补充。在第十一章“更加广阔的中国”中，许煨光把对喜洲文化的观察和经历推广到喜洲之外更加广阔的区域，概括了喜州镇之外更加广阔的区域的“富”与“贫”个性结构的具体表现。第十二章“中国的血缘、个性及社会变迁”提出作者的主要结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由此，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将无法达到他们祖先的愿望，从而不可避免地给贫穷的孩子造成了进取的机会。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创造了有利于对方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最后感悟：本书主要是以民族志的形式来书写，以第三者的视角，从家庭生活习俗、生计方式、居所、信仰等方面清晰明了地介绍了整个喜洲镇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文化，试图通过对喜洲文化的研究将整个中国的社会流动与中国家庭、宗族和个性形成的规律联系起来。他的结论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塑造的生活方式（即文化模式）即使受到了外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但是改变并不大。掩卷沉思，民国时期居住在中国西南一个边远小镇的人们的生活图景在眼前铺开，但本书最大的关怀不是记录这些生活方式，而是借这个小镇的文化模式思考传统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问题。纵观本书的行文逻辑，许娘光一开始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富不过三代”、“富家子弟颓废衰落，贫寒子弟勤奋自强”的现象背后有什么社会原因？除了科举制外，中国社会中各阶层是怎样流动的？带着这些问题，许煨光全面、精细地描述了喜洲镇以祖先信仰为中心的文化，发现在喜洲文化中与人的个性形成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家族祖先权威和竞争。进而，许煨光思考这样的一种文化对于形成一个人的个性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人的个性和观念又是如何去影响家族的命运？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从而导致了穷人和富人的转变，进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上下流动。从1948年到2018年，这本书已经出版了70年，作为许娘光先生早期的作品，该书中他花费大量篇幅去描述喜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但也花费了过多的笔墨去分析穷人与富人思想上的区别。在他看来，处于同一个文化大背景下的穷人和富人，他们的个性似乎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些差异在一个家族发达后的一二代人中往往变得更加突出，许先生用这种个性结构的差异来解释一个家族为何“富不过三代“，进而解释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问题。可以看出，作为心理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许先生更多是从心理、个性方面来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却淡化了导致贫富变化、阶层流动的一些外部因素。另外，令我存疑的一点是，许先生以一个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民家”居住的小镇的文化模式来折射整个中国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问题，这样的田野点选择会不会缺乏代表性呢？无论如何，祖荫下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精彩的人类学分析去解释中国文化，并提出了中国人的基本个性和地位个性结构的观点，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社区的经典之作，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