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遇到相融：红河南岸多民族共同体实践.docx

从相遇到相融：红河南岸多民族共同体实践【摘要】红河南岸彝族与哈尼族在交往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通过建构族际间仪式共同体方式，实现了两族“相遇到相融”的社会整合。红河南岸绿春三猛乡哈德村寨神、寨神林是彝族与哈尼族所共有，也是彝族与哈尼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更是哈德村的村寨共同体实践的物质基础、情感基石。寨神是哈德村全体村民共同的建寨始祖与图腾崇拜对象，是他们图腾信仰的基础。而寨神、寨神林物权、产权归哈德村民共有，主要表现于哈德村所有村民对祭祀寨神仪式活动具有同等参与权、仪式祭品的分享权、共同分享寨神灵力以及保护寨神林的日常化职责等。通过庄严而肃穆的仪式共餐与热闹的“流动的宴席”互享，维持着哈德村村落共同体。【关键词】相遇到相融；红河南岸；多民族共同体实践；村落共同体一、提出问题滕尼斯在其书中提及：“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168”作为本质的统一体，血缘共同体发展着，并逐渐地分化成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地体现为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它又进一步地发展并分化成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187从滕氏对于共同体的阐释过程中，不难发现在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具有递进性、穿透性；同时，这是一种基于自然意志，作为共同体形态的情感联系，共同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韦伯对滕尼斯关于“共同体”概念的讨论有所延展，认为“如果并且只要社会行动一一无论是个别情况、一般情况还是纯粹类型一一的趋向是基于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叫做共同体关系，不管他们的感情是情绪型的还是传统型的。”2132“只有当这种感觉导致了他们彼此表现为互为取向，他们之间才会出现一种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他们各自与环境的关系。而且，只有当这种社会关系包含了共同的感情时，它才是一种共同体关系。”2134韦伯侧重于对“共同体”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方面论述，社会关系是建构“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元。社会学家涂尔干虽未直接定义“共同体”，却对“社会团结”进行了道德意义上的阐释，“社会团结本身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327”社会团结一旦得到加强，它就会使人们之间的吸引力增强，使人们接触的频率增加，使适合于人们结成相互关系的方式和机会增多。”328涂尔干对“社会团结”与“道德”之间的关联性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趋向于相互合作，共同面对敌人进犯，共同感受生活的根源在于对“共同的道德生活”向往。而相对于前者偏重情感、社会关系、道德生活的共同体形态，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所塑造的“共同体”是“与流动的现代的身份认同非常合拍和协调的：与这些身份认同相似，讨论中的共同体往往是短暂多变、'方向单一或'目标单一的。“他发现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相比，在流动的现代性或是后现代主义中，个体化的现代人追求一种短暂而统一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狂欢节式共同体”。4325不管是从“情感”“社会关系”“道德生活”，还是“流动的现代性”，都共同指涉“共同体”所具有的整体性、社会性、集体性。对于建构一个“共同体”来说，其基本要件是生活于共同地域之中的社区成员之间因“情感”“社会关系”“道德生活”追求，”流动的现代性”连接成为紧密而团结的整体。联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当下的研究经验：例如：张小军对于白水CDF的个案研究发现，白水形成了社会或共同体的全部财富归全体人民或共同体成员共享，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归每个社会个人公平分享的所有制。5张超雄认为白水的“社区发展基金”作为“共有金融”包含了“共有产权”“共同的伦理和情感”“互惠的共生观念"。6同样，在斐济村庄共同体个案中，对“共享”的认同和共生的伦理实践，作为斐济乡村的基础性力量贯穿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乡村共生地方文化形成与实践过程中起到了整合性的作用。7在贵州水族地区霞节、艾节和善节的个案研究中，当地人以偷请神方式进行祭祀圈转换，形成权力互竞的交换共同体，以促进地域共同体形成。8不论是金融共有所建构的共同体、共享共生的村庄共同体，还是权力互竞的共同体，对金融、产权、仪式等内容的“共同领会”是建构共同体的基本准则。199这些学者对共同体的研究路径对于笔者关注红河南岸西南民族如何通过当地的民间信仰建构仪式共同体，继而发展到地域共同体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本文以二十世纪初叶云南建水临安府纳楼土司普氏因开发与治理红河南岸的政治抱负，率领其彝族同胞迂移至“江外三猛屯方”的过程中，与当地世居的哈尼族发生族际相遇作为人学研究个案，探讨作为新移民的彝族与作为世居民族的哈尼族之间的族际相遇过程中，面临的地方社会秩序重构与社会结构重塑、社会文化整合等诸多问题。笔者试图在人类学、民族学关于建构“共同体”的理论脉络之下，通过人类学民族志与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探讨彝族与哈尼族如何通过红河南岸每年一次祭祀寨神的仪式活动、共餐等实践方式，来建构族际间仪式共同体、姻亲共同体、劳动共同体，以实现红河南岸多民族从相遇到相融的地方社会秩序重构与社会结构整合。二、云南纳楼土司进入“江外三猛屯方”的历史过程历史文献资料对明王朝以来云南纳楼土司的政治势力范围记载：“纳楼茶甸长官司，府西南。本纳楼千户所，洪武十五年置，属和泥府，十七年四月改置。北有羚羊洞，产银矿。又有禄丰江，即礼杜江，下流至蒙自县黎花江。又东有倘甸。”9卷46同时，又因为红河南岸地区“地多瘴，流官不欲入”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制、“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等政治因素，该地区一直有着土司制度与流官制度共存的政治格局。自明朝开始，云南建水临安府纳楼土司普氏对红河南岸地区银矿资源直接控制，也就促成了其势力不断地向红河南岸迁移。10759760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改土归流”政策向红河南岸推进以及云南纳楼茶甸因内部势力纷争，将其分四土舍。1129清朝晚期普国泰伯父官阶无子嗣继承，普国泰成年之后，承袭伯父土司长舍职位，作为新一代纳楼土司代理人直接管理该地区。现今云南绿春县三猛乡哈德村彝族、哈尼族的共同生活与二十世纪初叶云南纳楼土司普国泰开发、治理红河南岸“江外三猛屯方”的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纳楼土司普氏早期开发红河南岸“江外三猛屯方”的政治设想，得到了其彝族同胞、汉族移民的大力支持。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的普氏在当地以设立衙门府、建立军事防御措施、开设学堂、开街互市、马帮贸易、联合地方少数民族酋部征收银粮等方式，来进一步开发与治理红河南岸，以实现“以市治边”的政治目的。12而1950年红河南岸地区陆续经历了和平协商的民主改革。这一时期云南纳楼土司普氏政治势力逐渐衰败，后其又因病逝世于“江外三猛屯方”。作为地方政治势力的普氏从此退出“江外三猛屯方”，而这些作为云南纳楼土司同族同胞的彝族选择继续留在此地，也就促成了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历史新局面。云南绿春县三猛乡位于绿春县城东南部，距县城52公里。东邻元阳县俄扎乡，东南与平河镇隔河相望，西南与骑马坝乡接壤，北接大兴镇。全乡辖有8个村委会101个村民小组，127个自然村，4731户24381人，乡内居住哈尼、彝、汉三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三猛乡哈德村委会隶属绿春县三猛乡，地处三猛乡政府驻地。全村国土面积21.42平方公里，最高海拔1490米，最低海拔1080米，年平均气温172c5C,常年平均降雨量2543.5毫米，森林覆盖率45%。境内立体气候显著,适宜种植水稻、玉米、茶叶、八角、香茅草、胡椒、花椒、牛角辣、小米辣等经济作物。哈德村共有900人，180户，主要民族为哈尼族、彝族，其中哈尼族有150户，彝族有30户。哈德村传统的生计方式是以梯田种植与刀耕火种为主，现在大部分哈德村年轻的村民外出务工、从事乡镇集市小商贩的人数逐年增多。当代哈德村深受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其语言、服饰、文化、饮食、生活方式等有所改变；但是，哈德村传统生计方式、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依旧充满着地方性活力。三、多民族共同祭祀寨神(HhaqmatUl)的传统在哈德村彝族与哈尼族能够共同祭祀寨神的传统形成之前，彝族与哈尼族之间发生过族际接触所面临的社会结构重构与社会秩序重塑、文化秩序整合等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叶云南纳楼土司普氏统治红河南岸“江外三猛屯方”时期，作为其彝族同胞的杨家以“里甲”(Zuvbao)身份协助纳楼土司管理包括哈德村在内的三猛地区。新的政治地位获得让杨家人对哈德村的公共事务拥有更多话语权，这也体现在对祭祀寨神(HhaqnIatUI)这件事情上。杨家“里甲”（ZUVbaO）后代杨大叔说：“我爷爷跟我说过，我们老祖是普国泰任命的里甲，帮助他管理哈德这片哈尼族、彝族收租、治安问题。当时我们彝族也有祭祀寨神习俗，我们刚来的时候，各祭各的，哈尼族祭哈尼族，彝族祭彝族。但是，一个寨子是不能有两个寨神。我老祖就和哈尼族的咪谷说，让两个寨神合在一起祭。“在二十世纪初叶云南纳楼土司普氏对红河南岸“江外三猛屯方”开发与治理过程中，哈德村祭祀寨神的仪式内容与仪式形式发生了变迁。个案中杨大叔祖先担任的“里甲”是传统中国官僚体系的基层政治制度（里甲制度）设置之一，代表着地方政治权威的代理人1324；而哈德村“咪谷”是哈尼族传统村落宗教仪式师，其权威合法性来自传统与个人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代表着传统型权威。2322-326面对“一个寨子不能有两个寨神”的社会失序问题与村寨信仰危机事件，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此时杨家“里甲”所代表的地方政治权威是对地方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里甲”通过其政治权威，改变了哈德村以往祭祀寨神的仪式内容、仪式形式。将哈德村彝族和哈尼族的寨神“合二为一”，哈德村只保留一个寨神。这让“咪谷”所代表的传统型权威失去了往日对村寨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从此，形成了彝族和哈尼族共同祭祀哈德村寨神的仪式传统。杨家“里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着哈德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而“咪谷”所代表传统权威有所式微。但是，由于其宗教仪式师身份的家族传承性和地位的神圣性，依旧由哈尼族主导哈德村祭祀寨神的具体仪式活动。这一祭祀寨神传统的变迁过程中，哈德村的地方政治权力再次分配实现了某种程度上“钟摆式”的动态平衡。1411四、祭祀寨神(HhaqmatuI)的仪式过程自二十世纪初叶云南纳楼土司普氏带着他的彝族同胞迁移至红河南岸“江外三猛屯方”以来，绿春三猛乡哈德村形成了由彝族与哈尼族两个民族混杂居住的村落格局。笔者从田野访谈过程中得知：彝族与哈尼族共同居住在绿春三猛乡哈德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哈德村彝族与哈尼族有着相互通婚的传统，同时两个民族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彝族在语言、习俗、服饰上逐渐与哈尼族趋于一致。能够最大程度地区别两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于：彝族过春节，哈尼族过“十月年”。而哈德村彝族、哈尼族最大共同点在于两个民族都有祭祀寨神(Hhaqmatul)的习俗。祭祀寨神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宗教仪式活动，来祭祀寨神、地神、自然神灵、祖先等诸神，以祈求全村寨的丰产；也预示着整个村寨进入了新一轮农事活动的开端。15154一般来说，每年农历春节以后，第一个属牛的日子是哈德村祭祀寨神(Hhaqmatul)的时间。这是属于全村寨的仪式庆典，哈德村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祭祀寨神所产生的仪式费用由哈德村全体村民共同集资承担。咪谷(宗教仪式师)及其助手在仪式前一天负责向村民收集资金，用以购买猪、鸡鸭、炮仗、酒水等仪式祭祀用品。2022年进行祭祀寨神仪式活动前，哈德村每家每户出资50元，共180户，一共收集人民币9000元作为此次祭祀活动的公共资金。笔者根据祭祀对象、仪式场所、村民参与的人数多寡等因素,将哈德村祭祀寨神仪式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描述：仪式第一阶段是祭祀地神咪秀(MiIXiUIlhO1)。早上8点左右，村寨内响起铠鼓声，意味着祭祀活动正式开始。咪谷及其助手在村口一座石像前布置祭台：插上三柱清香，在一张竹卷桌上摆三副筷子，三碗米，三碗茶水、三碗酒、一碗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