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设计与技术文化研究——中国工匠技术文化体系研究系列演变1.docx

中BH撇设计与技术文化研究一中国工匠术文化体系研究系列演变1在庄子天地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路过汉阴时，见到一个老者“凿遂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工抱着水瓮打水浇菜，肯定非常吃力。子贡出于好心，便有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洗汤，其名为椽。”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古往今来，很多学者都曾对这段话表示过浓厚的兴趣，原因无非四个字“机械”与“机心”。事实上，任何设计都不可能回避技术问题。对中国古代设计来说，“机械”与“机心”是技术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机械”是指能够减少人的体力消耗，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装置，是客体；“机心”则是主体的意志与愿望，是人对机械的期望和要求。机械是技术的物质载体，并且是技术得以实现的中介。然而，机械是人创造的机械。无论是从人创造机械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机械发挥功能的结果来看，它都必须与人的意志“机心”保持一致。这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技术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于“机械”的问题，它始终指向技术之外的领域。当它从纯粹的生产领域逐渐走向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时候（历史证明，这是必然的），技术的社会色彩会愈发浓重。在此过程中，技术也从那个最初服从于个体价值判断的技术发展成服从社会价值判断的技术，社会伦理价值的考量成为其重要标准。并且，就中国古代设计的实际发展来看，在很多时候，对技术的社会伦理考量可能远大于技术本身，汉阴丈人以“机心”去否定“机械”就是例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关于中国古代设计技术问题的讨论中，社会价值判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技术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本文拟通过技术与劳动生产、技术与物质生活、技术与社会生活三部分内容，对中国古代设计中的技术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技术与劳动生产一般来说，技术的发展源于人的需要。并且，在极端环境中，对新技术的迫切渴望往往会带来革命性进展。在古代，极端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生产性环境和消耗性环境。其中，生产性环境以采矿和耕作为典型，而消耗性环境则以战争为代表。无论是采矿还是农业生产，最初都依靠人手拉肩扛，效率极低。更重要的是,对生产者来说，这种付出大而收获小的生产方式让人身心都备受折磨，所以对体力的解放与新技术的获取有强烈渴望。众多历史证据表明，最初的机械也确实诞生于这样的环境。如前文中子贡所言之桔椽（见图1）,目前所见最早实物为西周时期选矿遗址中出土的桔椽。“1988年江西铜岭西周晚期选矿遗址内出土桔棒衡杆1件不仅可以用于运废砂，而且可用于浅井掘进中的提运。”最早的桔椽是在矿井遗址而不是其它环境中发现，有其必然性。只有在有需要的环境中，技术才有发展的动力。环境越恶劣，对技术的需要就越迫切。毫无疑问，原始条件下矿井生产是最极端的生产环境之一。技术起源于极端环境的需要，但是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应用会固着于此。任何生产活动都有特定的技术需求。新技术产生之后，会根据需要的迫切程度迅速传播。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矿井中诞生的桔棒会传播到另一个有迫切需要的环境中。就中国古代来说，农业生产是仅次于矿井的极端环境之一。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己经有关于桔椽的记载，如庄子天地。更重要的是，此时文献中的桔椽已经应用于农业生产。根据子贡与汉阴丈人的对话，桔棒可能已经成为常见的农业生产机械，得到广泛应用。农业生产需要取水灌溉，但并不是所有的农田都靠近水源地。先秦时期己经有大型水利工程的案例，但是大多数地方依然需要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水灌溉，时间和体力大量的消耗在路上。掘井技术出现后，解决了水源地的距离问题,可以方便的就地取水。然而对用水需求巨大的农业生产来说，从垂直的水井中取水，其劳动强度依然可观。从水井中取水，最初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挖出一条通向水井底部的通道取水，如汉阴丈人；另外一种是用绳索系住罐瓮类容器，垂直放入井下，取水后拉出井面。无论哪一种，其辛劳都远非用惯自来水的现代人所能想象。于是，结构简单，容易操作，且省时省力的桔椽便顺理成章的成为最佳选择。除了极端严酷的生产环境外，战争往往也成为新技术的试验场。毫无疑问，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极端环境之一。战场的双方直接面对生死考验，其残酷性远非生产环境能比。然而一般来说，战争持续的时间有限。与常态性的生产活动相比,战场上没有持续性的极端需求，因此很难产生原创性技术。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对生产性技术的改造应用。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有很多技术都来自生产环境。比如桔椽，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攻城略地的利器。中国的抛石机，目前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根据相关研究，墨子备城门中的“籍车”，以及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的“投机”，应该就是当时的抛石机。而这种抛石机的原理与桔椽相同，是一种杠杆应用（见图2）。从时间来看，在抛石机出现的时候，桔椽业己普及。在桔椽与抛石机之间，最大的障碍是设计观念的转变,技术性障碍几乎不存在。因此，抛石机来自桔椽，至少是受到桔椽的启发，当无太大争议。除桔椽之外，另外一项来源于矿井却又应用于战争的是矿道开掘技术。墨子备穴中有“穴攻”，即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攻城。然而，挖地道攻城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包括坑道的开凿、承重，土方的运输等，没有长期的积累不可能彻底解决。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江西铜岭商周铜矿遗址的矿井中己经出现了复杂结构，“矿道的掘进就有竖井、平巷、斜巷和槽坑等多种形式井巷已经有较合理的支护木架平巷有立柱、顶梁和地楸构成的排架。"春秋战国时期的矿道设计与挖掘更加成熟，能够为“穴攻”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墨子备穴的“穴攻”方法是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在挖坑道与坑道的承重方面，矿井挖掘与“穴攻”的技术思路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战争遵循破坏性逻辑，所以要在坑道挖好之后烧掉承重柱，造成坑道垮塌连带城墙坍塌，以达到攻城的目的。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首先，技术源于生产的需要；其次，生产环境与技术发展存在明显关系。因此，技术伴随着功利而生，功利性是其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指向物质生产，还是指向物质消耗，对效率的追求是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对农业生产来说，技术的目的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更大的收获；对战争来说，技术的目的是用最少的牺牲获得更大的胜利。然而，社会是发展的，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当技术从枯燥繁重的生产环境中走出而进入人的生活时，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机械”的束缚，接受“机心”的塑造。二、技术与生活如前所述，技术源于生产的需要，并且会根据需要传播、扩散，最终会进入生活。在生产中，技术只需满足人体力解放和生产效率的需求，简单而直接。但是当技术进入生活后，会面对更复杂的需求。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取决于人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然而，人又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精神生活（娱乐）才是人生活意义的真正来源。在物质需求层面，生活中的技术以效率为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生产中还是生活中，技术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甚至在某些时候，两者还会共享某些技术成果，如桔棒。桔椽既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用水，又可以为日常生活提供生活用水。一方面，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洗衣做饭都需要水，大量的体力消耗加上心理的疲劳，很容易使人心生厌倦。于是，对技术与效率的渴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将农业生产中常见、常用的桔椽向日常生活转移，不存在任何认知以及技术障碍。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桔椽进入了人的生活，并且很好的发挥了作用。其结果，一方面是人的体力得到极大地解放，另一方面是人获得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这对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被节省出来的体力与时间可以去做其它更“有趣”的事情。然而，必须认识到，“有趣”的程度与空余时间的多少成正比。也就是说，空余时间越多，就具备了更多获得“乐趣”的可能。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乐趣”，人需要不断的提高技术的效率。正是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人类的技术才会不断升级。以取水工具为例，桔椽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取水效率，但是与人对大量空闲时间的迫切渴望相比，还远远不够。于是，体积更小，效率更高，使用更方便的辘轮（见图3）出现了，并且迅速取代桔椽，成为中国古代生活取水的主流工具。从桔椽到辘泸，人的体力日渐解放，但人始终都要参与其中。有没有让人彻底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办法呢？最初的方案，是用畜力取代人力，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作为古代家庭的重要财产，大型家畜的饲养本身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畜力在机械设计中的应用，并没有使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是劳动的方式有所转换而己。直到水车（见图4）、风车这类自然动力驱动的机械被创造出来之后，情况才发生真正的改变。从桔椽到辘轮，再到水车，技术发展遵循的是效率逻辑。技术的效率越高，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也就越大，获得乐趣的可能也就越多。那么，问题来了，乐趣从何而来？将劳动的双手解放出来就是快乐吗？起初，较之于繁重的体力劳动，“闲”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然而，这种乐趣来自于差异化所带来的新奇感，而新奇感是很难持久的。新奇感消失之后，“闲”就成为纯粹的无聊。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有内容的闲着，闲的有意义。“舒适”的闲着成为一个好的选择。然而，“舒适”又是一个有对比才有意义的概念，如较之于沐风栉雨，茅茨土阶就是舒适；较之于茹毛饮血，简衣陋食也是一种舒适。因此当生活中的基本困难（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被解决之后，“舒适”便取代了效率，成为新的追求。与效率相比，舒适是一个更注重感官体验目标。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更高的生活要求，也意味着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集中出现这种需求。就中国古代设计的发展来看，汉代成为重要的转折点。西京杂记中有个叫丁缓的工匠，完成了很多有趣的设计。“（丁缓）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室寒颤。”在被记录下来的这四件设计中，每件都有特定的功能让生活更“舒适”（灯用来照明，香炉用来熏香，扇子用来纳凉）°然而，似乎仅仅有“舒适”还不够，在它们的设计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设计的奇巧。其奇巧主要从两个层面展现：一是复杂而精巧的结构，一是奇异而夺目的形象。以常满灯为例，所谓“常满”是指灯盏内的灯油常满不竭。汉代的灯具以油为主要燃料，烧完再加，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但是却很枯燥，容易让人心生厌倦，无法产生劳动的乐趣。于是丁缓就设计出一个精巧的装置，无论燃烧多久，灯盏内的油始终不竭。毫无疑问，初次见到的人肯定会惊讶，并会意趣盎然地一探究竟。从最初的惊讶，到后来的考究，使用者的“闲”被消耗了，但却获得了乐趣。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灯的本质“照明功能”已经成为其精巧结构设计的附庸，可有可无。因此，为了维持“灯”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使用者的乐趣，在灯罩上装饰以精美的图案（七龙五凤、芙蓉莲藕），灯光照在上面，会产生眩目的视觉效果。在这个设计中，奇巧的结构设计作用于人的心智，精美的图案设计作用于人的感官，两者互相配合,在维持有限功能的基础上为使用者的生活增添情趣。无论是自动调整重心的被中香炉、热力驱动的博山炉，还是摇柄驱动的七轮扇，其设计思路与作用大致如此。机械与技术是它们的功能基础，但是机心与乐趣才是它们的设计目标。尽管以上设计具备特定功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兼有工具和玩具的双重属性。在机心与乐趣指引下，再往前一步，设计中的物质功能就可能被彻底放弃,出现为纯粹乐趣而生的玩具。玩具设计自古就有,但是其设计的种类、数量以及技术始终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