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试析哈弗罗斯的社会伦理思想.docx

超越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一一试析哈弗罗斯的社会伦理思想论文摘要：哈弗罗斯在基督教传统内复兴了德性伦理，人们往往指责他逃避政治。其实他对基督教如何介入公共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他批评美国主流的新教思想家，指出基督教社会伦理应该超越康斯坦丁主义(即宗教与政治的联合)的诱惑，基督教团体本身应该有独特性，是与社会、国家作为比照或对比的城邦。这对人们认识到国家的有限性、共同体的重要性等很有启发意义。论文关键词：哈弗罗斯；康斯坦丁主义；宗教与政治；基督教社会伦理当代基督教伦理学分为几大流派，其中，为了应对现代伦理学的危机，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哈弗罗斯(StanleyHauerwas)提出了基督教的叙事德性伦理。哈弗罗斯是美国杜克大学GilbeaT.RoWe讲席神学伦理学教授，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神学伦理学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世纪之交受邀在苏格兰做声誉极高的吉福讲座(GifordLectures)o哈弗罗斯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其思想既吸引了许多人的赞同，也招来了激烈的反对。批评者多指责他抛弃了公共领域，逃避政治。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伦理学关心教会和完美成圣，还基督教的本来之义，本无可厚非，但哈弗罗斯却表现出了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这使基督教萎缩在自己领域内，最终未能开出人们所希望的公共神学。相反，很多学者号召教会要积极参与社会，要审查、澄清、肯定社会发展的最深层的动力，认为基督徒的任务是发展更为世俗的政治学观点。在哈弗罗斯看来，这些批评有的根本不懂基督教，固无足论，有的来自基督教阵营内部，颇有中肯之处，但在解决基督教面临的真正问题上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偏颇错谬。实际上他对于公共领域有自己的看法，他恰恰反对基督教的诺斯替化，即信仰的内在个体化，仅仅依靠能将人们从“自然本性、历史、共同体或其他团体中“拯救出来走向自由的“灵性知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便是基督教伦理学，也不会仅仅是个体的、精神虔诚的事情，它也是政治的事情。然而,“政治”并非一定就是支持美国现实的民主社会。人们应关注自己团体的独特性，基督教团体本身应该是与社会、国家作为比照或对比的城邦。本文将分析在教会与社会、国家（公共生活）关系问题上，哈弗罗斯是如何与现代的一些主流基督教伦理学家划清界限，指出基督教社会伦理的出路在于超越康斯坦丁主义（政治与宗教密切关联）的诱惑，以新的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伦理观。一、哈弗罗斯对基督教部分主流思想家的批评哈弗罗斯认为，美国主流新教往往把民主社会及其政府视为基督教信念的最自然的表达，基督徒在支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时，学会了把自己的信念政治化。像名声显赫的饶申布什(WalterRauschenbusch)和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都可以说是处于主流的立场之中。下面我们先简要考察一下哈弗罗斯对这些主流公共神学的社会伦理观提出的尖锐批评。其一，对饶申布什的社会福音理论的批评。饶申布什是19世纪末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关键人物。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他主张教会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拯救是社会性的拯救。在其1907年出版的名著基督教与社会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基督教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明确宣布：“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依据上帝的意志，重新调节所有人的关系并重建它们，把人类社会塑造成神的国度。”与一般强调个人灵魂拯救的教派不同，饶申布什主张基督教徒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要先知性地关注社会的总体趋势，投入到在更大范围内推进神的公义的活动中来，在服务穷人的过程中展示这些精神。他到纽约城区工作的经验深刻改变了他。他在那里为工人服务，开始接受社会教育，并逐步开始对社会作社会主义的分析，在工人阶级的病理学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也就非常不满北美新教的虔信主义传统，那些人仅仅是抽象地讲拯救，而没有涉及它们内在的社会性。这样的经验使饶申布什确信，人民所需要的拯救不仅仅是宗教性的拯救，而且需要社会秩序的拯救：“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秩序能够这样得到辨认：它能使好人做坏事一个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能使坏人做好事。它设置更高的目标，鼓励弱者飘忽不定的冲动，训练年轻人的力量，让所有人感到这是一股上升的力量，随着他们的岁月而增长，将使他们变得有更深刻更高尚的人性意识。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很大，但是在基督教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学者认为，饶申布什对社会不公正的理解确实比其他的神学家更为清晰一点，但其思想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捆绑在一起，反而丧失了在更深层次上解决社会需要的机会。根据汤姆森(JohnB.Thomson)的归纳，哈弗罗斯对饶申布什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福音派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启蒙运动之后的认识论其神学仅仅是把新信仰和早已存在的对事实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因此它是第二阶的反思，而不是对现实的真实追求，因为它对自由主义社会学所提供的理解已没有实质的补充。问题是，自由主义神学已成了异化语言和时代习俗的奴隶，它接受了现代性的合法性。第二，社会福音派取消了教会的独特的政治学。他们对社会不是从多元和偶然性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持一种实证主义的观点，把教会贬低为社会众多组织的一员。结果教会倒是多余的，而神圣活动的关注点在于整个社会。第三,社会福音派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性，因此也不能认识到传统在教会学中的地位。由于没有关注传统和教会在圣经解读和基督徒信仰的作用，神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抽象性、当代性和习俗性的迷惑。共同体的塑造和独特的洞见之间的相互关系被阻隔了。由此可见，哈弗罗斯反对社会福音思想是因为它放弃了基督教自己的特色，混同于世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使得教会在政治学上拿不出什么自己的独特贡献，变成可有可无的陪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哈弗罗斯坚持的一贯立场，它也将体现在对以尼布尔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批评中。其二，对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现实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当代美国的另一位重要的基督教伦理学家是尼布尔。在他看来，有些基督教团体不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信仰,而是仅仅从小团体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把人看作是离开社会与历史的纯粹精神实体，结果就会认为人的完善靠的是个体或小团体的修行，在超时空的瞬间当下证悟内在的信仰，而不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改变社会现实。这是极端超越化倾向，是对基督教的误解。尼布尔针对这种倾向，提出了积极投入现实斗争、捍卫民主政治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伦理学。尼布尔被授予圣职后，曾经在底特律从事教牧服务。他同样不满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但也不满社会福音派的幼稚。在他看来，社会福音派和激进改革宗的和平主义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试图过理想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由于罪的结果，这样生活已不可能。人们基本能认同这样的看法，他是从自由主义阵营中叛变出来到“现实主义”的。可以说，在面向完善社会的末世论的视域内，他的现实主义坚持爱和权力的实用主义的结合，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神学家们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后，直接诉诸神学来支持民主的做法少了，不过这并没有减弱他们这样的热情，即把民主视为能够最佳地把基督教社会哲学制度化的社会及政府形式。尼布尔就是其中一例，尽管他对饶申布什和其他社会福音派人士作了严厉批评，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这样的认识，即对基督教而言，民主是最合适的社会形式。对尼布尔而言，教会的任务是，在对人性作现实的理解中，为美国的社会正义和民主提供更为充分可靠的基础。假如基督教能够翻译成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社会洞见，那么现代基督教的危机就能够解决。不过与一般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他承认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特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民主的机制在于调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从总体而言，哈弗罗斯批评尼布尔还是不加批判地肯定了美国社会，因此使得教会的独特角色无法得到彰显。教会只是成了一种机构，一种意识形态的资源，起到制衡国家、推崇实用的自由主义的作用。这必然在实质上漠视教会，而结果却是片面抬高了国家的地位。哈弗罗斯对此评论说：“尽管尼布尔对美国社会作了尖锐批评，在事实上依然把美国社会视为他的教会J另外，尼布尔的历史观也很有问题。哈弗罗斯赞同洛维特(KarlLowith)对尼布尔的人类学的评价：他的人类学事实上是支持没有基督教末世论视域的历史观。现代历史力图把人类的意志强加到偶然性的世界之上；在没有神的眷顾下提供出生活的意义来。现代历史引入方向、进步的概念，一种起点和终点感，但没有认识到耶稣是起点和终点。尼布尔就是这种骄傲的历史观的代表，可以对他作出这样的解读一一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寻求支配，在其中的个人能够靠自己而不是教会认识到自己的罪。因此哈弗罗斯的结论是，尼布尔的思想在实际上具有结构性的保守性，它不仅仅保持了自由主义哲学二元论和自以为是，而且还有效地支持了美国社会精英的霸权立场。二、超越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教会与社会、国家的分离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些主流基督教伦理学家都积极支持基督教参与社会生活，都反对基督教的极端内在化倾向。在美国，这就意味着要大力参与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事业。在哈弗罗斯看来，这是美国主流基督教的一个很难摆脱的传统。上个世纪之交，基督教社会伦理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基督教对社会事务的责任。人们一再强调信仰不能与行为相分离，既然基督教信仰与正义有关，就无法回避政治活动。不管政治领域只是更为轻微的邪恶（路德宗的观点），还是普通的善的竞技场（卡尔文派的立场），基督徒都不应该回避政治进程。这在民主社会尤其如此，因为每个公民的行为都不容忽视。有些较为虔诚保守的信徒，一直还坚持政教分离，不愿意介入政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不是诉诸自己的神学确信，而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过到了20世纪后期，保守派基督教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主张政教分离，而是积极参政。正如刘澎所言：“70年代后，基督教保守派的特点有了历史性的改变，他们在保持其传统神学观的同时，一改以往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多，对政治活动缺乏兴趣的消极态度，转而变为积极关注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过去长期处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宗教右翼，以前所未有的战斗者姿态，主动出击，跃入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J不仅如此，这些保守虔诚的福音派教徒还想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社会，他们寻求社会和政府来支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事业，甚至希望通过影响领导人的选举、立法的改变等来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保证。这一派别的人物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能量。70年代以来，他们在美国的势力发展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到国会参众议员，从大学教授到报纸主编和专栏专家，从华尔街金融巨头到好莱坞编导名流，无论是美国社会的权力要津还是舆论阵地，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对美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道德多数派”的领袖杰里福韦尔(JerryFalwell)就确信基督教不能放弃寻求正义的政治领域。他所领导的宗教右翼的组织，在当时大规模公开介入美国政治，前总统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曾得到过该组织的大力支持。哈弗罗斯也感叹“看来主流是赢了”。哈弗罗斯的立场很复杂，一方面，他属于保守的派别，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保守派积极参政的热忱。他认为内在于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普遍主义并不必然由西方文化来承担，而是首先并主要由教会来体现。从这种观点看，当人们问什么是社会和政府的最好的形式时，已经误入歧途，因为这已经肯定了基督教应该有某种社会和政治力量，以便使基督教能决定社会风尚。这样的认识由来已久，但不能肯定它就是真理。用耀德尔(JohnHowardYoder)的话说，这样的认识“继承了西方社会伦理的康斯坦丁的要素:哈弗罗斯追随耀德尔的思想，把倾向基督教与社会密切结合的立场称为康斯坦丁主义。这不是说怀疑历史上康斯坦丁大帝改宗的真诚性，或那个时代基督教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而是康斯坦丁成了道德论证有重大转变的象征。由此，人们对伦理学的理解有了改变。在康斯坦丁以前，基督徒相信神对世界的统治仅仅是信仰的事情。不过由于康斯坦丁，神的恩赐不再是信仰对象，因为神对世界的统治在作为基督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