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AnotherInterpretationtoMarxistCriticismfromLuXun.docx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AnotherInterpretationtoMarxistCriticismfromLuXun作者：孙郁作者简介：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原文出处：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012年第3期第16-24页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2年08期主持人林建法/赵慧平郁达夫曾说，一九二八年鲁迅主编奔流的时候，是其精神的过渡期。这是对的。鲁迅最初在杂志上刊载郁达夫所译的屠格涅夫的讲演哈姆莱特与唐吉诃德，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话题。接着陆续发表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关于苏俄文艺批评的对话，都颇有深意。这是他对红色俄国的文学批评观的大规模的接触。这些主观的、并不系统的理论，给鲁迅诸多的惊异，也促使他去寻找更多的相关著作。他从日文版的著作里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资源，加之新俄作家的一些作品。这些带有刺激性的文本，对他是一种提示，似乎也切中了中国文坛的某些要害。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文章，在取向上与先前略有变化，早期虚无的、绝望的意象减少了，社会学的因素在文章里占了相当的比例。刺激鲁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有多个因素。其一是他心仪的反抗文学的发祥地俄国，何以罩上共产主义的光环，需细心解之方可明白；其二是攻击自己最厉害、最有杀伤力的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他颇想理解其间的隐秘；其三，自己最厌恶的政权何以那么畏惧俄国的革命，以致无数可爱的青年被暗暗地杀戮，这都使他开始潜心于翻译之中，想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寻找答案；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在解决自己矛盾、困苦的问题时，俄国传来的批评的声音，真的刺激了他。日本、德国的资源似乎都不及俄国的有力量感。而那时候日本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兴趣，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日本知识分子借助俄国批评界的资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唤起了他对中国本土问题的另一种思考。稍早几年，他接触苏俄文艺论战的材料的时候，对那些不同视角的存在发生过兴趣。那些人对事物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在争论中，许多问题才渐渐清晰起来，有了另类的意味。后来，在读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后，他才对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了别样的认识。这些从尼采、克尔凯廓尔等人的著述中没有碰到的问题,竟从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托洛茨基的理论，一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一部分还保留了别林斯基时代的痕迹。他解析勃洛克的文字，现实的批判性因素外，还有温和的诗学的鉴赏精神。对于身在旧的营垒，而思想却进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其间也不乏理解的同情。这使鲁迅既感到温暖，又体味到从旧营垒走向新大陆的快慰。后来，他与普列汉诺夫相遇的时候，类似的感受就更强烈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是混杂的，并不像列宁思想那么泾渭分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态度复杂，但后来的批评家都无法绕过他。鲁迅所以接触他，乃希望了解唯物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原理性的文本。在俄国革命后，列宁批判过这位哲学家，但也没有全部否定其精神价值。瞿秋白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中，介绍过列宁的观点，他自己对这位俄国思想者，毁誉参半。瞿秋白说：列宁说过：“如果不研究一而且正是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一切哲学著作，那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籍之中的最好的著作”。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必修的教科书”。这里，列宁特别着重地指出"研究"这个字眼。我们应当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遗产,而不是盲从，更不是把他一笔勾销，认为他是纯粹的孟塞维克的文艺理论家。问题不在于他是纯粹的孟塞维克的学者;问题在于他在哲学方面不是充分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者。鲁迅对共产党人的这个态度是了解的。他从一个过渡的学者那里寻找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列宁那里寻找理论的答案，大概恰因为自己也是过渡中人。对进行中的问题进行打量，符合鲁迅的思想。他对完成式的结论，一直不感兴趣。而那时候的俄国文化，也是在摸索的阶段。这种没有定型的摸索式的思考，与鲁迅的渴求是有重合的地方的。普列汉诺夫对文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带有诗意的痕迹。他身上的古典哲学气息和革命性的理念，对鲁迅来说不无趣味。普列汉诺夫谈艺术现象，在感性画面后的顿悟里，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对艺术隐秘的解析。不那么正襟危坐，精神的开阔，是过去艺术理论家少有的。至少鲁迅没有看到过如此诗意又如此现实的笔墨，这位俄国思想家的思想是成长的思想，是在一种进行时里。那些远离教条的问题意识，无疑刺激了鲁迅的思想。在艺术论里，普列汉诺夫的精神是从苦难里寻找的精神，没有丝毫的道德惬意和霸气。这是探索的意识，不是炫耀的思想。需要看到的是，普列汉诺夫看到了艺术的复杂性，比进化论者表现出更多维的视角。而这，是鲁迅先前没有过的认知模式。俄国人的批评常常是道德主义的演说，别林斯基就不相信政治，认为唯有道德与教育可以济世。可是后来俄国文人何以那么热衷政治，难道是要解决道德里的盲点么？苏联成立初期的文学论争是吸引鲁迅眼光的，文艺政策就讨论文学的各种可能。鲁迅知道，革命的理论，不是预设的，而是摸索的产物，且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这结果是早先不关心政治的文人成为政治的推动者。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对新兴国家文学理念从无到有的不同思路，恰是鲁迅要思考的。在苏联建国初期的思想交锋里,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怎样看待旧的遗产,都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里没有讨论过。鲁迅由此知道，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们要依靠马克思或者非马克思的资源来考虑问题。结论性的概念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一旦建立起概念的时候，不是思想的结束，应是面对另一个陌生的存在的参照，历史永远都是在一个进程里。奔流杂志最初连载那些理论家与小说家的争论文字时，鲁迅的思想正在变化中。令他有兴趣的是，俄国革命的队伍里，有那么多学者和作家，而且有相当的力量。中国的前线，知识分子的比例不多。这也许是社会迟迟不得进步的因素之一。在俄国，精神的多样性的背后，却有一股合力在。那是一个哲思与诗意盘绕的存在，可以争辩，而非简单的服从，这是鲁迅对左翼资源的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其实不知道，后来的争辩，在托洛茨基被清除后，就不易产生了。可惜历史给他的时间过短，已来不及思考这样的问题。从鲁迅所收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领会并不及李大钊、张申府那么深切。对经济学、政党文化了解有限。他视野里所缠绕的是大政治时代下的感性世界的诗意背后的使命与价值承担。他知道自己能参与思考的也只是这些。那些文字还非斯大林时期的著述，基本是斯大林执政之前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旧的遗产不是无谓的扬弃，而是带一种批判的吸收的眼光。卢那察尔斯基在讨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时候，对传统作家的辩证的态度，给鲁迅很深的印象。卢氏清理的遗产也恰是鲁迅要面对的存在，他所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呈现的是新旧参半、亦新亦旧的精神色调。那些左倾的思想，鲁迅是基本可以接受的。因为卢那察尔斯基在破坏旧的精神的过程中，自己有新的路径，那路径清晰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理论碰到人的痛处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自省的力量。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依据的资源不多。原理部分来自于普列汉诺夫，批评观得自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些观点都趋于温和，不是金刚怒目的存在，与革命的政治理论颇有不同。这些俄国批评家保持了学者的雅量和不俗的见识，另一方面也有强烈的社会情怀在。他们之间的批评与对话，在鲁迅看来不是党争的产物，他自己对那些资料的把握而产生的联想，和瞿秋白、陈独秀的感受略异。作为党外人士，他理解的革命批评理念和那些共产党人显然是色调不同的。卢那察尔斯基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未必准确，他对领袖的宗教般情感，鲁迅从来就没有过。这是他们的差异。卢那察尔斯基以为思想正确，才会有艺术魅力，这对后来的批评家的影响是负面的。其实思想矛盾的人，可能在艺术里更为有多致的诗意，鲁迅在同路人作家那里是感受到了这点。在左联中，他欣赏的是郁达夫这样有缺点的文人，那些自称正确的周扬、夏衍等人，鲁迅倒是不喜欢了。证之于苏联的批评理论，鲁迅认为可讨论的空间颇为广阔。他对完美主义的拒绝，是其精神犀利的一个方面。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完美。在他眼里，果戈理不完美，迦尔洵不完美，高尔基甚至有点匪气。这些都不影响他们作品的独特。对有特点的文学的认可，才应是辩证的态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问世后，张春桥认为作者不应当早早回到内陆，应当充实自己后再来创作。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就说：“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留炭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他对巴金、丁玲的肯定，不是缘于完美的作品，而是一种进取的精神。即使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后，他依然肯定旧小说白描手法，肯定十九世纪的文学家的创作。文学是历史的过程，大家都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在他眼里，马克思的思想的开放性才是其有分量的地方。在新兴的苏联的文艺思潮里，鲁迅看见了与旧的文艺的联系而非割裂。这很重要。允许残缺，允许失败，那些从旧的营垒里走出的人，是可以进入新的世界的。谁都不是天然的圣人。在雅各武莱夫、理定这样的作家作品里，有非无产阶级的声音，但这是革命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托洛茨基等人曾专门讨论过同路人作品的价值，不像后来中国的左翼文人那么凶猛地杀戮了一切旧式的文人，在革命没有胜利之前或刚刚胜利之后，纯粹的革命文学是不可能的，要求纯粹，其实就是远离纯粹。从三十年代的文学实践里，鲁迅感受到了中国文学进步的艰难性。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自然就不会有革命的文学。那些在前线的青年，倒是可能书写奇异的篇章。前线的青年的作品可能幼稚、可笑，但鲁迅觉得毕竟和士大夫及小资产阶级不同了。他所希望的是，在进入实践的青年那里，建立一种全新的文本。这也是他积极鼓励萧军、萧红、柔石的原因吧。五四之后，从李大1、陈独秀起，中国的激进分子对马克思的接受是从政治和革命的角度开始的。他们进入马克思的世界的时候，就很少再顾及文学的问题。只有瞿秋白、茅盾等人才从多维的角度进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思考，这些都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不过，与那些同代人比，鲁迅不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从知识分子改造的层面进入相关的话题的。这和五四时期的观点接近。五四要解决的是土大夫的陈腐意识问题，而现在则面对着对小资产阶级痼疾的清理。鲁迅承认自己是旧的阶级的一分子，当他越来越深入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似乎只有俄国激进的批评家的思想，能够唤起他的痛感意识。他对自己的不满而产生的期待，都集中到俄苏文学批评理论的介绍中。用他的话说，是盗来火，去煮自己的肉。虽然知道自己是痛苦的。对鲁迅而言，俄国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一个知识阶级。这个阶级的不计较利害的殉道精神，改写了人文地图。所以后来的政治上的巨变，主要是知识阶级与社会力量推动使然。政治问题其实也就是知识阶级的问题。如果说鲁迅和政治有什么联系，那就是强调了立场的意义。他知道，思想的蜕变，是从立场开始的。从旧营垒里来的文人，当自己置身于大众世界的时候，情况会发生变化。而革命催促了新的文本的出现。不过，这一切不是牧歌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流血和污秽。在翻译竖琴时，看到了进入革命世界的艰难。知识阶级的自我更新，绝不是象牙塔里的人可以想见的。蜕变的知识阶级还可能再蜕变回去，回到老的地方，这倒是该警惕的。他在左联的文人那里，就发现了旧式文人劣根的地方。比如，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的看法是与左翼作家没有多少区别的。但左翼的发展中，自己本有的立场要坚持下去也殊为不易，或极左,或偏右。这些都与新人的要求颇有距离。他对左联的宗派主义者的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的选择有看法，甚至以为是一种罪过。一直不能与左联领导者保持一致及与其他人对理论与现实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后来文学批评的不同格局，而革命文人内部的冲突，也是由此引发出来的。促使鲁迅始终不放弃自己立场的主要因素，是面前横亘着一个专制政权。国民党的杀害共产党人，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