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白之争及其反思-AReflectionontheDebateaboutClassicalChineseandVernacularChineseinModernTimes.docx

近现代文白之争及其反思AReflectionontheDebateaboutClassicalChineseandVernacularChineseinModernTimes作者：赵炎秋作者简介：赵炎秋（1953-），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13-118页内容提要：近现代的文白之争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就语言发展的方向来看，近代文白之争的对错是容易判定的；而就其所牵涉到的文化、民族传统和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等方面看，其对错又不是截然分明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运动中的革新与守旧两派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ThedebateofclassicalChineseandvernacularChineseinmoderntimesisanimportantcultureevent.Concerningthedevelopingdirectionofalanguage,therightandwronginthedebatecanbeeasilydecided;concerningtheculture,nationaltradition,andthecontradictioninthelanguageitinvolves,tojudgetherightandwronghassomedifficulties.Withthis,wecanhaveamorethoroughunderstandingtothemovementofvernacularChinese,thereformersandaswellastheconservativesofthemovementinmoderntimes.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2年04期关键词：文言/白话/传统文化CIaSSiCalChinese/VernaCUIarChineSe/traditionalCUItUre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03BZW004)中图分类号：1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ooO-2529(2011)05-0113-06近现代文白之争的最终结果是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书面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结果是必然的。但之所以在近现代发生，则又有它的特殊性。反思这一过程，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白话的“白”是说的意思，"话"指所说的话，总的来说，白话就是口头语言的意思。作为书面语言的白话文,是建立在唐宋以来北方话的基础之上的。文言的意思则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从根源上说，文言也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口语是先秦人的口语。文言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之后，其形式就固定下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变化，但基本的词汇、语法、修辞体系等却没有大的改变。而口语的变化则快得多，在魏晋时期，就与先秦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到明清特别是近代，口语与文言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表述系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普通民众，不仅无法使用文言，甚至连听懂文言都存在一定困难。言文的长期分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知识与文化很难进入下层人民的手中。这种现象引起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他们要求进行文字改革，走言文合一的道路。实际上，明代中期李贽提出"童心说"，强调真情，就隐含了言文合一的思想。因为形式与内容是同一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想的是白话，自然也要用白话说出来。李贽的追随者,明代文人袁宏道自陈：”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他指出，"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寿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P184)明确肯定了白话对文言的优越性。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认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正式提出了用白话写诗的主张。另一方面，在近代，文言阵营内部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了文言脱离民众、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试图在不改变文言的基本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如林纾用一种经过改革了的富有表现力的文言文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种语言仍是文言，但尽量避免那种难懂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式，重视形象，吸收外来语和民间语言。梁启超运用自创的"新民体"宣传民众，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林纾的翻译语言一样，"新民体”也没有脱离文言的整体框架，但在句式、词汇方面比林纾的"翻译体"更接近日常口语。这些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传统文言的冲击。但是，黄遵宪等人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得到广泛的响应。林纾、梁启超等的文言革新也未能动摇文言的根基。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其一，在一种语言内部做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这种语言的性质。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植根于它所产生、发展的文化之上，而文化又是与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密切联系着的。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命运实际上是与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传统文化仍然受到国人的信仰与尊敬的时候，要动摇文言的根基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传统文化遇到危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与尊敬受到动摇甚至轰毁的时候，文言才可能失去其不可动摇的尊贵地位。这一时机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弊病暴露无遗，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不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文言也自然受到怀疑与攻击，作为这种怀疑与攻击的结果之一，白话文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实际上，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也主要是由两类人所组成。一类是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改革者如梁启超、裘廷梁等人，一类是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者如陈独秀、胡适等人。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那些非难新青年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羽腱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比较极端的观点：如钱玄同废汉字的主张，实际上还是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2。正因为与文言联系着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就要在否定旧文化的同时否定文言。可见，白话文运动产生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不是偶然的。近代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主要提倡者有梁启超、裘廷梁等人。高潮则形成于1916年新青年创刊之后，主要提倡者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梁启超等人主要是从改良的角度提倡白话文的。梁启超认为，"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娄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田民)，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未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3(P54)这里所说的"俚语"也即白话，民众日常生活语言。运用白话，可以使广大民众读懂，发挥更好的效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之可以借阐圣教”这一论断。"圣教”这里无疑是指中国传统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可见梁启超并不反对传统文化。就文学来看，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第一派又中绝矣。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小说家当采用，凡百文章，莫不有然。"4(P82)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了小说应当使用白话的两大理由。一是小说用文言写作难工难好，二是小说的力量在于它的普及性，而如果用文言，其普及性就要大打折扣。因此，要普及思想，教育群众，改良群治，就必须使用白话。而且不光是小说，其他体裁的文章也应使用白话。这样，梁启超便把白话使用的范围从小说扩大到了整个书面语言5。没有梁启超组瞭大的名气但在提倡白话方面比他更加积极的是裘廷梁。裘廷梁指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民智才能国强，而文言造成的言文分离使一些粗通文字的中国人即使识字也无法读懂文章，无法掌握相关的知识。因此，文言是"愚天下之具"，白话是"智天下之具"."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裘廷梁总结了白话文的八大益处："一曰省目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日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楼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日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日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浚愈灵，奇异之才，将必叠出，为天下用。七日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于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裘廷梁的观点从另一方面补充了近代改良派白话文运动的基本思想。后些的改良派白话文提倡者所提出的观点只是梁、裘二人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引申与发展。不过，尽管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在近代,白话与文言之间的斗争还是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按照徐念兹在1908年的调查，”就今日实际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其中的原因，徐念兹认为是"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P301)徐念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他却忽略了。而梁启超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1920年，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仔细比较了当时文言与白话各自的优缺点。认为当时通行的白话，与文言相比有四大不足。一是冗长，不能做到词约义丰；二是浅露寡味，不够含蓄，容易陷入一览无余的境地；三是字不够用，许多意思在白话中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四是音节的问题。如果用白话做诗，不大容易合韵。因此，梁启超断言："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8(P13-15)梁启超的论述隐含了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那就是，成熟的语言，需要历史与文化的积淀。文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无数语言、文学大师的锤炼，到近代已经成为一种有着浓厚的历史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