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认同与期待_1.docx

身份的焦虑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认同与期待IdentityAnxietyrOntheIdentityandExpectationofLiteratiinAncientChina作者：吴承学/沙红兵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沙红兵，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510006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20年第20201期第25-39页内容提要：“文人”话题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在中国古代，文人与文章从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地位，只有在经世致用的人文传统中，它们才能获得尊重。对文人的污名化与为文人辩护两种倾向相反相成，都反映了对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文章经世致用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古代社会对文人的期待与古代文人的自我期许，也是士人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与儒学价值谱系下的必然选择。这一社会期待与自我期许隐含着深刻的矛盾：文人与文章经世致用的实用品格与独立自由精神的矛盾，文章之学与道统、体制的矛盾。如何平衡与纾解这种矛盾，解决文与道的冲突，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个永恒主题。古代文人话题是一个历时性的演变过程，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深刻反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Thetopicofliteratihasprofoundandrichtheoreticalconnotations.InancientChina,literatiandproseneverhadtotallyindependentstatus.Theywererespectedonlyinthetraditionofpracticaluse.Thetwooppositetendencies-thestigmatizationofliterati,anddefenseofliterati-reflectedtherequestofsocialresponsibilityandpragmaticorientation,whichwastheexpectationfromsocietyandtheself-expectationofliteratiaswell.ItisalsotheinevitablechoiceofliteratiincontemporarysocialsystemandConfucianvaluation.Therearedeepcontradictionsbetweenthetwodifferentexpectations: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practicaluseandthefreespirit,and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prosaicstudytraditionalConfuciansystem.HowtobalancethechoicesandlookingfortemporaryconflictmitigationhasbecomeapermanenttopicinChineseliterarycriticism.AChineseliteraryhistoryalsorevealsthecomplicatedevolutionofancientliteratitopics.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4期关键词：文人/身份/认同/期待IitCrati/identity/CXPCCtation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与话题习语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只有透过现象才能发现其本质。一些在文献中不断重复的话语片段，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观点，更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有关“耻作文士"、“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或"号为文人便无足观"之类说法及相关辩护，就是这类话语。这是古人常用但又从未系统阐述的话题。它不仅涉及文章，也涉及政治、道德、人格评价等方面。不仅可远溯至上古，且源远流长，至今未泯。每一个古代文人都能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意味着什么？他需要承受怎样的期待？他们和他们所作之“文"，何以成为古代集体意识关注的焦点？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何谓"文人"“文人”是一个含混的历史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语境中有所变化。从词义上看，“文人”有一个从褒义向贬义发展的过程。"文人"本来偏于褒义，用以尊称先祖。诗大雅江汉："厘尔圭瓒,柜图一卤，告于文人。”郑玄笺："告其先祖诸有德美见记者。”孔颖达疏："汝当受之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马瑞辰通释："文人犹云文祖、文父、文考耳.文人亦追自称其先祖。此诗文人，传、笺俱指召穆公之先人，甚确。""文人"即有文德者之先祖。后来，"文人"指能文之人。如汉代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这里以文、武对举，只是客观的分类，并无褒贬。汉代以后，尤其是魏晋南1娥，随着诗赋文章的兴盛，出现了一批身份独特、善于写作诗赋文章的人，被称为"文人"。文人一词开始呈现贬义色彩。从社会学?口历史学角度探讨中国"文人"的发生，要比从词源考察复杂得多。文人这个角色类型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上古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宗法封建时代，最早的统治阶级既是政务管理者，又是文化承担者。随着文明不断发展，社会功能进一步分化，又慢慢形成一种精致的文化传统一"礼"。"士"（君子）就是维护和承担"礼"的特殊阶层。"礼"有"尊尊"、"亲亲"、"贤贤"。一方面，随着社会不同领域的分化，各有不同的性质和规范，"尊尊"立足于政治关系，包括处理国事政务的规范，"亲亲"和"贤贤”面向社会、文化领域，体现对亲友关系、道德技艺、文化教养的尊崇；另一方面，"礼"在承认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又寻求将相异的各领域统摄起来，在其间建立和维持互补互渗的协调关系，以维持社会共同体。相应地，守"礼"的"土"（君子）也将传统的“君、父、师”亦即官员身份、宗法身份、贤人身份等集于一身，将业已分化、彼此有别的社会角色、社会领域最终统之于"礼"，统之于诗书礼乐文化。所谓“文人"，也就是从上古的"土"中逐渐孕育、分化出来的。土在周代社会主要是贵族，他们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文武兼修。春秋晚期，土与武人分离，更强调"道艺"一面。至战国，则拥有某一方面的道义才艺者几乎皆可称作"±",如学土、文土、术土、方土、策士、辩土、游土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学士、文士，秉承上古诗书礼乐文化传统，超越了一般的物质满足和自发的生存状态，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价值理想，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是体现专门化角色分工的古代知识阶层。孔子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作为知识文化阶层的学士、文土，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而不断演化，最终分化出擅长运用富于修饰性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文人"。战国策秦策一云："文土并筋，诸侯惑乱"，"繁称文辞，天下不治"；"文士"指的是善于"文辞"的纵横之士，即掌握很高语言技巧的人。韩诗夕M专卷七将"文土之笔端"与"武士之锋端"、"辩士之舌端"并列，表明在西汉前期以书面文字见长的文士已经脱颖而出。汉代以后，诗歌辞赋形成独立的文体，文人的身份逐渐清晰。东汉时期，王充提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的"文人"、"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论衡超奇），以及“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的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文如锦绣""文丽而务巨"（论衡定贤）。王充还注意到："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论衡书解）指出以文字为业者所必不可少的专注与闲暇。魏晋刘劭人物志“流业篇"，归纳总结了当时十二种主要职业：”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可见汉魏之际，以著述为业的"文章""著作之人"已很突出。虽然王充所谓“文人"指的是"上书奏记"即实用写作之人，刘劭也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列为“文章”的代表，但司马相如等以辞赋名世,无后世诗赋辞章文人之名而已具其实；同时，"文"重视"丽”辞及艺术技巧性的一面也越发得到强调和凸显。梁代萧统文选不取"以立意为宗"的经籍及诸子论著，但"以能文为本"，推崇"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篇翰""篇什"，亦即"文人"以擅长文字的天赋和技艺写出的以华丽书面语言为特征的“文章”。这一文人与文章演变与分化的过程，可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之语简要概述："二帝三王无文人，仲尼之门，虽曰文学，亦无后世篇题辞章之文，故先秦不论文，骚人作而辞赋盛，故西汉始论文，时则有扬雄之书；东汉复论文，时则有蔡邕之书。建安以来，诗文益盛，语三国则有魏文帝、陈思王之论;语晋、宋，则有陆机、沈约之作."郝经所谓先秦"无文人""不论文”，指的是在当时社会功能尚未分化或分化不足的状态下，文人的职能由士或贵族所一并承担，文章也与礼乐制度混杂在一起。而汉魏以后，文人虽分化出来，但依然受到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在礼乐制度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特殊社会文化纽带“文"，也总是追求将分化形成的各领域重新整合起来，避免社会共同体文化的过度碎片化。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最终分化出来的文人与诗赋文章，只是伟大而崇高的"道之文”的TB分。正如陈书文学传"序"所云："易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日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讷、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11）"文人"之"文理清正，申纾性灵"为"小"，而"人文"之"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则为"大"。文人之"小"必须纳入人文之"大"中，才有存在的意义。从最初的君亲师合一，到文土、学土，再到著述之土、文章之士,直到以文辞之美为目的的狭义文章之士即诗赋辞章文人，这既是演化的轨迹，也构成了分化的等级，王充论衡超奇云："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12）虽然在王充所谓“上书奏记"的"文人"与独擅诗赋、篇翰的文人之间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区分，但他已构建了一个从俗人、儒生、通人、文人以至鸿儒的人物价值等级系统，层层累积，不断超越而形成社会文化的有机整体。古代“文章"涵盖诗文诸体，从理论上说，"文人"应该包括“诗人"，对二者不应有所轩轻。但在实际运用中，“诗人"一词，偏于褒义，而"文人"一词，偏于贬义。在评价上，"诗人"偏于正面，"文人”偏于负面。即便同为负面评价，"诗人薄命"与"文人无行"两者的差异也很大。“诗人薄命”强调命运，具有令人同情的悲剧色彩。而且诗人"穷而后工”，有崇高的意味。Q3）"文人无行”则是品行问题。（14）为什么"文人"与"诗人"二词在实际运用中有如此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源自诗经，有先天的崇高感。在传统文章价值谱系中，诗经地位绝对高于辞赋。“文人"一词，与"辞人”有直接关系，而辞人源自楚辞。所谓辞人，意为辞赋作家。汉代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文心雕龙也比较了诗经与辞赋的创作，“情采”篇结论是："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物色”篇结论是："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所以中国古人在对待作为群体的“诗人"与“文人"时，存在微妙而明显的差异：批评"文人"要比批评“诗人”多得多。秦汉时期从学士、文土群体中还分化出"文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