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坤古文观的发展与嘉靖万历时期复古思潮-TheDevelopmentofMaoKun'sAncientProseConceptandtheTrendofClassicisminthe.docx

茅坤古文观的发展与嘉靖万历时期复古思潮TheDevelopmentofMaoKun,sAncientProseConceptandtheTrendofClassicismintheReignofJiajingandWanly作者：林春虹作者简介：林春虹，福建商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福州350012）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2022年第20226期第163T69页内容提要：茅坤的古文观念具有融通唐宋派与秦汉派的折中意义。其“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提出，是对秦汉派“师法古文”思想的提升，也使唐宋派古文观实现了从“理”到“情”的发展演变，在折中前七子与王、唐二人的基础上阐述了古文的“抒情言志”功能，对嘉靖万历时期复古思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万历时期所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明确提出了文统观，是茅坤古文观走向成熟的标志，并助推了晚明古文评点的空前繁荣。TheancientproseconceptofMaoKunhadacompromisesignificancebetweentheTang-SongschoolandtheQin-Hanschool.Heproposedthattheemotionofallthingsonearthhasitsownambition,thiswasthepromotionofQin-Hanschoosthoughtof"learningfromancientProSe，thisalsomadeTang-Songschoosancientproseconceptrealize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fromreasontosensibility,whichexpoundedthefunctionofexpressingemotionandexplainingambition"ofancientproseonthebasisofcompromisingtheformersevenscholarsandthetwo,WangandTang,andthisplayedaconnectinglinkroleinthetrendofClassicismintheperiodofJiajingandWanli.SelectedWorksofWritingsbytheTopEightGreatWritersoftheTangandSongDynasties,publishedintheWanliperiod,anditclearlyputforwardliterarysystemconcept,ItmarkedthematurityofMaoKun,sancientproseconceptandpromotedtheunprecedentedprosperityofancientprosecriticisminthelateMingDynasty.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3年04期关键词：茅坤/唐宋派/古文观/文统观/MaoKUn/Tang-SOngSChoolAneientProSeCOnCePt/LiterarySySteInCOnCePt标题注释：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晚明士商融合下闽南士人心态及文学活动研究”(FJ2020B140)DOIS¾10.1376123-1073c.2022.06.016黄宗羲在明文案序开篇提出："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17接着又说，嘉靖之盛是因"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而巨子哓哓之口舌，适足以为其华阴之赤土。""至嘉靖而昆山、昆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椅角，号为极盛。"口"-19黄宗羲高度肯定了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的地位，视之为能与众势所趋之七子派相抗衡的“二三君子"。这三人正是所谓"唐宋派"的核心人物，却未包括唐宋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茅坤。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对茅坤以及七子后学等文人普遍持批评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茅坤地位的评价。茅坤一生享年九十，所经历的正是前后七子引领文坛，其评点唐宋文之功虽颇受后人推崇，但其古文观之发展历程、其本人在复古思潮中的地位并未得到中肯评价。在“文以载道"传统思想影响下，今人对唐宋派的认知与定位也往往将茅坤置于次要地位，仅将其视为唐宋派思想的传播者，而忽略其对唐宋派思想建构与发展所作出的更大贡献。以现代文章学的视角看，黄宗羲所强调的“经史之功"并非衡量文章高下的重要因素，撇开"道问学”的束缚，茅坤的思想境界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旨趣。一、茅坤对唐宋派古文观的接受"唐宋派”作为一个流派名称，最初是郭绍虞等依据其反七子派的立场并“师法唐宋"而定下来的0244-253,这导致其古文观的核心主旨乃至流派的成员认定等问题皆出现一些争议：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将“本色论”当作唐宋派的核心理论；马积高认为唐宋派”仍是南宋以来那些不反对学文的理学家的见解"05;章培恒中国文学史说唐宋派其实是"宗宋派""道学派"4248。在流派成员认定上，黄毅对归有光能否归为唐宋派作家表示质疑IO-13。这些见解的共同偏颇是将唐顺之、王慎中当作唐宋派的主导人物，而忽略了茅坤、归有光对于唐宋派的意义。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新见解，认为茅坤才是唐宋派领袖人物，唐顺之仅能称作"宋文派"或"本色派”633-44,而且夸大了唐顺之与茅坤的分歧。其实，离开了对前后七子之矫正作用的历史语境，仅就唐宋派谈唐宋派并无多大意义。在李梦阳之前，明代文人本就沿着宋元文章的正统轨迹，形成了典雅的台阁文体，如黄宗羲所说："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口20如果仅从"宗唐宋”来看待唐宋派，那么王慎中、唐顺之与之前的台阁作家又有何不同?或者如马积高所说，唐宋派反而退化到"理学家”的文学见解了?显然，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已不能单从"宗唐宋”的角度来考察，而更应该结合其历史语境，与前后七子相结合而观照。四库馆臣曰："梦阳为户部郎中时，疏劾刘瑾，遇祸几危，气节本震动一世。又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刀卷一百七十一李梦阳成为引领时代风气之标杆，这是极力批评他的四库馆臣也无法否认的，其对文坛的最大贡献在于“倡言复古"，转变台阁文体的疲弱文风。台阁作家虽亦追慕古风，但安享太平的他们已失去开国之初的“昌明博大之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口单缓冗沓，千篇一律"。李梦阳为矫正日渐冗沓的台阁文风而反其道，却“盛气矜心，矫枉过直"，导致后学"摹拟剽贼，日就窠臼"刀卷一百七十一，这正是王慎中等人进行矫正的原因，也是王慎中等人重振嘉靖文风的功绩所在。在反七子派盲目摹拟的层面，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立场完全一致，并在学习唐宋文的创作实践上又各有所成，故而他们被追认为“唐宋派"也理所当然。确立了此一前提，再来考察茅坤与唐宋派古文观的关系，方能显出茅坤的独特意义。茅坤被接纳为唐宋派成员有诸多理由：首先，他积极与当时的秦汉派相抗衡，反对秦汉派“文必秦汉"的观念及其"字摹句拟”的师法行为；其次，茅坤古文观受唐顺之的影响很深，二人的交流较多且基本立场一致,符合一个派系形成的通常规律；再次，茅坤在古文之法与古文之道的平衡问题、古文道统等根本问题上作了深入思考，其古文观本身就可以视为唐宋派古文观的核心内容，唐宋派能够得到后世的认可离不开茅坤的观念阐释及其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评点工作，如果说王慎中、唐顺之是唐宋派的先锋代表，那么茅坤就是尾翼其后的主力代表。一个历史阶段总有一定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存在往往就是对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最好揭示，秦汉派与唐宋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两大代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嘉靖万历时期文坛的状况。两个流派是在一定范畴上的划分,就两派各自的具体情况来说，其间的复杂性总是难以避免的。秦汉派的主要力量是前后七子，二者之间却存在很大差异性，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历史背景的变化以及地域特征的不同。唐宋派的代表尽管只有四员，他们却各有特点，其间的分歧甚至不亚于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以现代学术标准判断，唐宋派中，唐顺之受心学思潮的影响十分明显，以哲学家视之并不为过，王慎中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徘徊，代表了一个遵循文以载道传统的儒家文人，而茅坤较纯粹地扮演了一个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从角色辨别出发，其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得到粗略说明：唐宋派本来因文学问题与秦汉派对立，但唐顺之晚年放弃文学，融入心学队伍，这其实意味了与秦汉派理论争执关系的解脱；王慎中古文的道学意味浓厚却不放弃文学修辞，他的身份地位较为尴尬，既难以与心学家相提并论,又难以在文学理论上作出更多抗衡于秦汉派的创新；茅坤从王慎中、唐顺之二人那儿吸收了思想因素，却完全应用于文章学阐释，对秦汉派文论的继承与演变思路最为清晰，所以，若要粗略定位茅坤，那便是他对秦汉派与王、唐二人的折中意义。茅坤尽管从唐顺之的“本色论"逐渐领悟到由唐宋文上溯秦汉文的奥妙，但他并未随同唐顺之一样转向心性之学，而是始终将"文”当作根本问题，延续了秦汉派以"文"为重心的复古观念。从师法秦汉转为师法唐宋，这对王慎中、唐顺之二人均至关重要，尤其是以宋人之理学议论作为其核心的观念。这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文章法式的改造，而且意味着理学的IL'学对二人的思想渗透。王、唐二人对曾巩古文的学习尤为得力，其所擅长的古文是序记体以及一些论学体。与王、唐相比，茅坤在这一师法对象的转移中，较少哲理层面的思想阐发，而更多体现为文学观念的更新，为唐宋派古文观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茅坤更关注文学层面的创作规律，对秦汉派文论的继承与反拨思路也因此更为清晰。以思想基础论，茅坤与唐顺之皆以儒家为本，没有根本分歧,不同在于茅坤悟道程度远远赶不上唐顺之深厚，或者说在理性思辨上茅坤所下功夫不多，这就注定了茅坤总带有文人的感性气质，最终在文学是否为人生第一要义的问题上与唐顺之发生分化。因此，茅坤对唐宋派古文观的接受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不断在实践中对之作出理论生发。二、从法到情：茅坤对秦汉派古文观的提升一个时代之风气往往是由一些志同道合者相互呼应、共同营造的，李梦阳开启一代新风，在其后百年赢得了大量士人学子之拥戴，但这场声势浩大的复古思潮的内部却并非和谐共进，而是充满了曲折与争辩。嘉靖时期依然处于复古思潮的余波中，但"诗必盛唐”的口号逐渐变得微弱而代之以六朝初唐的模仿，而“文必秦汉”的呼声也渐被“师法唐宋"所掩盖，其间的转变过程正是由唐宋派来实现的。唐宋派的出现与其说是对秦汉派复古理想的反叛，毋宁说是对秦汉派的矫正。李梦阳引领的复古思潮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振兴了当时文坛，终究回归到文是否有益于世的传统载道思想上。七子派呼吁"文必秦汉"，字面上只是师法对象的问题，本质上却隐含了文人的价值观问题，即文学要皈依六经，这是古代文人复古情结的根源所在。秦汉文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其实乃因为它离"古道"未远、与六经最为契合而已。嘉靖前期，何景明、李梦阳等复古中坚力量已先后离世，其追随者固然信守史记汉书，但往往停留于字句摹拟，缺乏思想的创造与动人的力量。唐宋派力图转变秦汉派的复古方式，出现“弃文入道"870-73的趋势，由此便产生了两种复古模式，即秦汉派倾向于复"古文"，而唐宋派倾向于复“古道”。茅坤的古文观正是在这一转变趋势中渐趋成型。在折中、整合秦汉派与王、唐二人的基础上，茅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说法“万物之情，各有其至“(以下简而称之“情至说""情至说"在其嘉靖二十六年(1547)写给好友蔡汝楠的信中有详细论述，当时茅坤因受唐龙案牵连被外调为广平通判，精神上的苦闷使他领悟了三年前与唐顺之辩论文章而带来的难题。从文字表述看，它是茅坤对宇宙万物本质的认识，实际上乃是由思索古文创作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