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兵家社会保障思想探要——以《尉缭子》为中心的考察.docx

战国强社会保障思想雁一以尉缭子为中心的考察尉缭子是先秦兵书的代表作之一，在北宋元丰年间被收入由官方刊行的武经七书中。元明清三朝的尉缭子大都是以武经七书中的版本为蓝本刊印的，今本也是如此1。明清时武经七书多作为武学和武闱的指定教材和考试内容，这进一步推动了尉缭子的研究和广泛流传，其书亦以其杰出的军事思想而备受古今学者的推崇。清人朱墉盛赞日：“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徐勇认为，就像韩非是先秦法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一样，尉缭也是先秦兵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同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学派的集大成著作i样，尉缭子亦可称得上是先秦兵家学派的集大成著作2。中国占代军事谋略评价尉缭子一书的突出特点是注意从战略、政略的高度来论述军事问题，并从军事哲学的角度对百家争鸣进行了初步综合3。故研究战国兵家社会保障思想，集先秦兵家之大成的尉缭子一书是一个绝佳研究切入点，也是一个不能绕过略过的兵家思想宝库。春秋以来随着列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如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郑国"使田有封恤"、魏国“尽地力之教"和秦国"废井田、开阡陌"等，以致战国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已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是人口繁衍、物资供应、亲睦百姓、财政充裕和国家富强的基础和条件4。“股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5,故在以农业为主的战国社会，保障民众生存和基本生活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维持农业生产和再生产，是缓和社会矛用和维护统治秩序的必要手段。同时，战国时因列国间连年征战，刘向云“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和尉缭言“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即是最现实之写照，这就更加剧和扩大了原有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如此，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续时间变长，对后勤保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孙武“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肺举矣'和尉缭"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皆有详论。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减轻民众损失和促进国力提升，建立与社会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的保障措施已迫在眉睡。当国者吸取那些亡国之君的教训，已知安抚百姓对于巩固统治和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性，故采取了安民、徒民、抚民、救民和济民等多种保障措施。凡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它所反映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1。尉缭的社会保障思想十分丰富，其书所论大体体现并代表了战国时期社会保障的目的、作用和必要性、重要性等各方面，现择要论述如下。一、以人为本战国社会保障的基础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尚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如尉缭言孙武“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抑或齐桓公“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至战国时“今天下诸国土,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从时间跨度来看，进入战国时代后，鉴于战争的作战范围扩大到了四海之内，故“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由于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而无暇与民休息，以致甲宵都长出了蜗虱，"起兵，直使甲周生机虱"。再从征兵范围来看，郡县征兵制得到推广并且征兵年龄延长。战国以前，兵役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进入战国后，列国针对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统治者征兵已不再按照年龄来征召，如秦国在长平之战时"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6：又楚大司马昭常语齐使日：“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尘"7,这是连六尺以卜.卜五岁的少年也要征发为兵了。田单亦曾将妻妾皆编入守城之军；而墨家守城之法：“守法，五十步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又云"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各半”网等；秦国“壮女一军，老弱者一军”9；魏国“后其壮，前其老，彼敌无前工而女人除参与守城外，甚至还要和男人样参与惨烈的攻城战，"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遍地形，而攻要塞”【10卜战国全民皆兵，不分男女老幼,究其原因，是因为战争胜负的结果在战国时已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如春秋时鲁成公二年"塞之战"，齐师败，"齐侯见保者，日：勉之！齐师败矣"'11，说明当时战争结果的胜败还不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基本统治，即使军败但四境之内尚有守御部队，战争的烈度和膨响尚在可控范围之内，统治者还能保卫一方民众。"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以亡随其后”7,至战国时战胜轻则四境不守，战败重则亡国，战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故尉缭总结道:"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Tl0。随着列国加紧扩军备战，民的重要性史无前例地愈发凸显，因为民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对象，又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列国普遍施行“平战结合、全民皆兵”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度12,民披甲为兵，兵解甲为民，在某种程度上民即兵也。故人Il是列国政权赖以延续的基础，所以，战国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人这个军事要素中最重要因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各国变法的相继实施，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统治者尽可能掌控有效的人力资源，控制户口，扩大征兵对象。一个明显表现就是“野人"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逐渐同原来的"国人"一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孟子就指出，民是诸侯三宝之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13。从西周末年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至战国时国野制彻底瓦解，其中推动并加速这一过程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战争，“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TI0。尉缭明确指出了将帅赖以乘胜立功、统治者得以称所兼并的主要资本即是人民大众。当时统治者认识到了民众是决定列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鉴于国野制逐渐瓦解和被打破，战国社会保障思想的提出和实施也是统治者对其民一视同仁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为了提高民众作战的积极性，利用其去发动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手段已有所缓和。尉缭也直言不讳地揭示了战国社会保障思想施行的根本:“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虽然较之前的一些强制性手段已有所改变，但是亦是因为国野制瓦解等原因，战国时服兵役的义务性意义已远大于权利性意义。在"泓水之战”前后，“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11,衣明春秋时国人对于军事和政治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与整个国家是利益共同体。而进入战国后,战争愈发频繁，“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疲"6,兼之战国以来社会逐渐由血缘宗族利益共同体变成地域性的物质利益国家共同体，反过来迫使统治者注重人事，在各方面保障民众的衣食住行。又因当时全民皆兵，故当时的社会保障亦可视作社会保障，以服务军事战争为主要保障方面。此外，重人的军事思想还体现在战争方式和战争目的改变等方面。尉缭所处的魏惠王时期就是一个战争方式和目的转变的时期，故其书多次强调人事的重要性，开篇即以问对的形式因魏惠王问黄帝百战百胜之事而谏言“黄帝者，人事而已矣"，进而指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其后两引当时民谚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结合武王伐纣等实例来论证古圣人所贵乃“谨人事而已:梁惠王时期魏国之所以由盛转衰，即是因为不知人事之重要性。经魏文侯、武侯两代国君发愤图强，至魏惠王早期魏已成战国首箱,“昔者魏王拥士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7，但魏忠王的意识还停留在春秋时的争新思维中，沉湎于“乘熨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的霸主荣耀中。稍后进入了争地争城的兼并时代阶段,大约同时期的秦国也没有完全认识到人的作用，如时新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进行驱离，以本国罪民迁去其地以实边境，“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但事实上当时诸国已实质进入争地争城的兼并阶段，对此孟子有着深刻的论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13。与此同时，战争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战国战争多国战，因为一次失败就可能直接导致国家灭亡，故每遇战事常全民皆兵。各国统治者也意识到人事的重要性，所以在夺取对方土地的战争目标指导下战争方式也变成了对对方人口的消耗和杀伤。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指出:“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更为确切的数字则如"前312年秦破楚于丹阳并斩首八万；前307年秦拔宜阳并斩首六万；前301年秦败楚于重丘并斩首二万；前300年秦攻取楚襄城并斩首三万；前293年秦败魏玮军于伊阙并斩首二十四万；前275年秦破韩军并斩首四万：前274年秦击破魏于华阳并斩首十五万；前260年秦破赵于长平并坑卒四十五万等TI4。秦兼并战争的成功就在于夺取对方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对对方人口进行了有效杀伤，直接损伤了对方的实力。兼并和统一战争的持续进行，也为诸子民本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的孟子；同时，也为汉初军事、社会保障思想和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更为汉初统治提供了借鉴。但需要注意，此时的重人事与后世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民本思想有区别，后世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缓解社会矛盾和寻求政治安定，而在对战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进行考察时尤其需要考虑其时代背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频繁的战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各国要保障战争需要并为战争服务。在当时各家民本思想中，大体可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两种保障思想，墨、法和兵家三种民本思想概属实践型保障思想，因为战争为兵家提供了实践基础，故兵家是研究战国时期保障思想的一个绝佳切入点。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兵家常职兼一方之守，在政治家牧民的立场上来看，其安民保民职司的内在要求使其与诸子的政治追求相统一；另外，作为兵家，不仅在成王败寇的观念中追求胜利，而且胜败也是评价将帅的一个重要方面，故其最为现实。但与后世历代大统时代的军事家不同，战国兵家还尚未将士卒作为其将功成的阶梯，故须辩证地来看待战国之兵家。虽然兵家所倡导的各类军事性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役民使民，但在定程度上的确是提高了民这个阶层的整体生活水平。二、战国兵家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富民救济社会救济思想包括社会救济和富民储蓄两部分内容。战国兵家社会保障思想中社会救济的对象主要是“民流者”，而民流者既包括己方民众又包括对方的民众，施行的是无差别对待的救济安抚政策。社会救济思想还可以细分为赈济、养恤、给粟、节俭和储蓄等。救济虽然有一般的长期性举措，还有临时性的安抚措施，且救济标准较高，但世谚常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最终目的和主要指导思想还是需民，因为统治者意识到只有民富才能国富。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体系的发展，经历了由富仓府到富大夫到富土再到富民的演变和进化历程，其对应了三代以来暴君治下的亡国、西周封建以来残存至今的仅存之国、春秋五朝之国和战国时有能力完成历史统一任务的王国，也与列国在战国这段陵夷迭兴的历史长河中各相对应，"王国需民，新国富士，仅存之国需大夫，亡国南仓府"10,战国社会保障思想直接来源于春秋军事优抚思想，既是对春秋军事优抚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其扩大和升华。优抚思想在春秋时期的发展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直接关系，且有了可以称为优抚待遇的事项15。迄至战国初期虽然优抚措施和思想Fl益丰富，“庶人之有爵禄盖自战国始”16,各国普遍以军功爵制代之以世卿世禄，“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6,但从吏民所获爵位一般不可超过高爵等原则17,并结合当时列国皆以争霸为主的战争形式来看，其欲富及优抚者还是作为军队主要来源的"±”，即国人。而随着战争方式和战争目的改变、生产力发展和国野制逐渐瓦解，战国中后期富民思想的提出，优抚时象已由原来带有宗法血缘的"土”，变成了对以地域为限、划分的国野混合的“民”的保障。这不仅体现了统治基础的改变和扩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体系构建的基本完成。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战争直接导致大量流民的产生，所以在可持续战争观的指导下救济对象的主体是民，主要目的则是安民。尉缭指出，战国以来“今天卜-诸国土,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的原因就是“不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