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的军事思想研究.docx
尉缭子大致生活在梁惠王至秦王政时代，他就是著名兵书尉缭子的述作者，其军事思想丰富多彩，极有特点。尉缭子战国军事家军事思想一、尉缭子的生卒年代尉缭子是著名兵书尉缭子的述作者、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关于尉缭子其人的原始记载，目前只能见到两条，一是在今本尉缭子首篇天官第一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日尉缭子对日"的记载，二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日”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这两条记载来考证尉缭子的生卒年代。我们首先对梁惠王的有关史料进行考证和探究。梁思王名密，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年）即位，就是史书中所说的魏惠王，因其在位期间将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熨县西北禹王村）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被称为梁惠王。关于梁惠王的纪年及其在位时间，史料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司马迁史记本身的记述也大相径庭，现分别列举加以考辨。史记魏世家：“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赵世家六国年表的描述与魏世家相同，即认为魏惠王在位权仅三十六年，卒于公元前333年。史记秦本纪则记载：“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8年版。换算，秦武王元年为公元前310年。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七年，与魏惠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孟尝君列传也记有：“宣王七年，田婴使韩、魏，韩、魂服于齐。要与韩昭候、魏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魏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换算，齐宣王八年为公元前311年。而齐国使用的历法为“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秦国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实际上秦本纪的记载与田敬仲完世家孟尝君列传的记载并无歧异，即认为梁惠王在位五十九年，卒于公元前310年。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史记秦本纪中梁惠王在位五十九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的记载比较可信。如果这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梁惠王在他晚年与年轻的尉缭子答刻（正像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描述的那样），而在秦始皇十年，年老的尉缭子由大梁来到秦国，为秦统一全国献计（正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完全可能的。假设在大梁与梁惠王答对时尉缭子不满二十岁，那他在秦始皇十年入秦时大约有九十来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日：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酒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日：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博，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司马迁这段描述，事实甚详细，语气甚肯定，亳无含糊闪烁之词，当有所本。如无新的证据，不便轻易否定。在秦国“大索，逐客”（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一个刚入秦的魏国人，仅因献一条计策就被任命为"国尉"（张守节史记正义：“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这个秦国最高军事长官职务，地位竟然在先期入秦的蒙武、李斯等人之上。而且秦王政对原本是"布衣的尉缭子极为谦卑尊敬，以至"衣服食饮与缭同"。即使在得知尉缭子指责他"少恩而虎狼心”后也不动怒，而是加以挽留，并派李斯等人负责具体执行尉缭子兼并诸侯的战略计划。尉缭子入秦后所受到的礼遇和重用，超过了商鞅、张仪、范雎等著名客卿，但却不见其立有军功的记载。按秦制"无功者虽常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所有这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尉缭子入秦时年事已高，仅出谋划策而不能亲自带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后关于尉缭子的事迹没有任何记载，估计他入秦后不久即死去），年轻的秦王政委尉缭子以高位，正是为了借重他的名望和学识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尉缭子名下仅注“六国时"三字，后来许多学者对此颇有微词，但我们从前面的考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注法是简明而正确的。在谈到尉缭子的生平时，还有个疑难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尉缭子的“尉”字是姓还是官名的问题。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时认为：“尉，姓，缭，名也。”而钱穆认为：“尉乃其官名而逸其姓也。”（先秦诸子系年尉缭辨）近人多采取后一种说法，而笔者认为还是颜师古的说法可靠一些。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先是说大梁人尉缭来，以后才说他被任命为国尉。如果"尉”是他的官名，难道他在魏国也当国尉吗？据我晋国确也有国尉官职，魏承袭晋并常自称晋，当亦有之。但尉缭子入秦后却称“我布衣”，证明他并没在魏国做官。我国先秦时以官名为姓者虽不乏其例，但更多见的是以地名为姓者，如商鞅原姓公孙，叫公孙鞅，因他是卫国人，所以也叫卫鞅，入秦后被封在商地，所以又叫商鞅。明人汪心所修纂的尉氏县志确认尉缭的原籍在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尉氏战国时属魏地，距大梁不远，尉氏人亦可称为大梁人，与史书记载是一致的。二、“两个尉缭”等错误说法辩驳也是因为两条原始史料的纪年问题，还有人猜测历史上曾有两个尉缭子，一个是"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断定”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马非百：先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其实这种“两个尉缭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否定尉缭是大梁人这一明确记载，两人同名在历史上虽不乏其例，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出现两个同名都叫尉缭子的大梁学者，其著作内容又相近，这种戏剧性的过分巧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由于持"梁惠王时人说”的学者和持“秦始皇时人说”的学者至今都不能说服对方，而他们各自所依据的那条唯一的原始材料，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又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引为直接旁证的记载。因此，他们为了鉴别尉缭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都试图从该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中去寻求内证。“梁惠王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作者面对的国家，矛盾重重民流地废，农战不修，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民无定伍，军无定制，武士不选'，贤能不用。这样的国家，只可能是日趋衰落的梁，而不可能是生气勃勃的秦!”（二）“作者面对的国君，问题严重，他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倾向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唯心谬论，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路线上,也不懂得住地、制民的富国强兵之道这个人，只有可能是败国之君梁思王，而不可能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三）“书中引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时间顺序上看，只引证到战国前期的吴起为止从引证的历史事件看，唯独吴起以法治军、与士卒同甘苦而天下莫当的事迹最多最详，其中特别是两次提到了吴起与秦战'这一富有历史特征的史实。”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2期。（四）“尉缭在本书中，不断地对世将'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正确地反映士人向贵族争夺政权的战国早期时代背景J'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1月版。“秦始皇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战国时代战争投入的兵员和持续的时间，在早、中、晚期是有明显差别的，尉缭子反映了战国晚期的战争规模。"（二）"尉缭子体现了战国晚期独有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三）"1974年发现的秦陵兵马俑阵，是战国晚期战场情况的写照，它的情况往往能与尉缭子所述互相吻合。”（四）“尉缭子记有许多军制条令，往往能与商君书和云梦秦简的精神相呼应，证明其作者应与秦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当是秦始皇任为国尉的大梁人尉缭。"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显然，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这些理由，除个别问题外，都是持之有故的。但是，他们对于对方提出的理由，却都不能给予全面而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这个矛盾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当我们遍集有关史料并经过反复分析后发现：如果把现有的各种历史记载联系起来考察，上述两种观点实际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与梁忠王答对的尉缭子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时的尉缭子本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对仅存的关于尉缭子事迹的两条原始记载，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执意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条！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有人曾认为尉缭子的“许多重要议论与商鞅见解完全不同"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还有人认为：“与其说尉缭'为商君学'，不如说'为荀子学或曰'为吕氏学'更合适一些。”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而我们将尉缭子与商君书及其他古籍中所记我的言论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观点接近、主张相同。至于存在某些分歧，其实那很自然，因为战国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即使是同一学派的人，其思想观点也未必完全一致。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嫡传弟子，他们与荀子的观点尚有分歧，何况尉缭子与商鞅的经历和所处时代都不相同。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时尉缭子也许还没有出生。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商务印书馆1927年发行。中指出：“为商君学者，盖不必亲受业。"这是很有见地的。正因为尉缭子的主张对商鞅的刑名之学既有继承，又有变异，所以他的著作才被班固分别列在了“杂家”和“兵形势家”。总之，刘向说"缭为商君学”完全讲得通。而其他一些说法如尉缭子是“魏人鬼谷高弟"子书百家本尉缭子序，湖北崇文书局开雕。"尉缭作为信陵君的门客”子书百家本尉缭子序，湖北崇文书局开雕。以及前面谈到的说尉缭子“为荀子学”或Er为吕氏学"等等，大都出于论者臆测，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可能性，但是只可存疑而没有任何史料作为确凿的依据。三、尉缭子就是兵书尉缭子的述作者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杂家”类的尉缭有二十九篇，列在“兵形势家”类的尉缭有三十一篇。由于班固没有对两者之间关系给予说明，而流传至今的尉缭子仅有二十四篇，与上述两种尉缭的篇数均不相符，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银雀山竹简尉缭子出土之后，对其述作者问题的争论更加热烈、深入了，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概括起来讲，学术界曾有以卜几种主要看法：（一）认为“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尉缭"班固的汉志（实际上是刘歆的七略）把这部书既分在了杂家，又分在了兵形势家内，就因为他用的是互著法”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2期。（一）认为“杂家尉缭、兵家尉缭本是一部著作"，"却被汉书的作者班固分在杂家'与兵家两大类中，当成了两部书，从而引起了误解，造成了混乱”，“今本尉缭子就是班固所说的尉缭，徐召勋：互著与别载，载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三认为“兵家和杂家尉缭显然是内容不同仅同书名的两本书”，“杂家书没有流传下来，今本是兵形势家尉缭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5期。（四）认为“今本尉缭子当是原杂家书"，"兵家书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的正是隋唐时的杂家尉缭子%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我们认为，以上四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其难以解释的矛盾，何法周的尉缭子与互著法一三论尉缭子何法周：尉缭子与互著法一三论尉缭子，史学月刊1986年2期。一文和龚留柱的尉缭子考辨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分别对上述第一和第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