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仰之为师的唐宋：中华职业男装的巅峰时代.docx

四方仰之为师的唐宋：中华职业男装的巅峰时代职业男装是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发展而成的适用性服装类别，其发展变迁支撑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中华阶级社会的初创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服装秩序为指代，中华历史进程中具有标识性意义的"胡服骑射”也成为战国赵武灵王改革治理成就的注脚，中华文化的多次南移更以儡家制服体系为标志，被称为"衣冠南渡"，中华文化的繁盛时代也因职业服饰的多样化而被冠以“衣冠王国”等，均充分说明了职业服饰对社会发展信息的承载及其表征价值。唐宋以来，以帝王将官、士农工商男性为主体的职业服饰融合外来文化，创造了功效显著且风格独特的范式。其承载的信息先进而丰富，社会功效优越而显著，不仅被后世多代高调承继，还被异国友邦学习效仿，这标志了中华衣冠文明发展的新时期，更成就了中华职业男装的巅峰时代。1中华职业男装释义职业男装以主流的道德规范、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浓缩的前沿理念、典型的时代形象、规范的管理程式诠释着社会发展的轨迹与水平，这是由其具体构建内容、文化承载决定的。相对于国际职业男装，中华职业男装有其独特的范畴释义。1.1中华职业男装的概念思辨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人们就开始有了不同的职业等级与类别，其着装也渐具鲜明的标识性、象征性，这便是职业男装产生的基础。按道理讲，“中华"已经是官方确认的五十六个民族所属文化系统的统称冠名词，以其冠名中国传统职业男装自在情理之中。“中华”指古代中原及其政权所达之处1，其辽阔的统治区域包含着多个民族，其文化影响也遍及所辖各民族。源自中原的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统领了全中国文化，其虽是汉民族一脉相承、长期沉淀而成，但在各民族的融合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思想和准则”2。因此，中华职业服装在当前世界语境下即中国传统职业服装的代名词。从具体历史发展上看，“十二章纹”礼服自周代始被各民族王朝建立者所崇尚而未做本质变化3,其核心构成元素数千年来逐步固化，未因外族文化的融入交流而变异或中断4。这样境况下的帝王冕服、百官公服、平民之“百工百衣”等职业服装沉淀了中华文化圈独有的、系统的、成熟的、无法替代的特色元素与符号内容，鲜明区别于其他文化圈，被诸多学者称为“中国传统职业装”“中国古代（或古典）职业装”等4-6。相较于“中国古代'"'中国古典”“中国传统"，"中华”这个词旗帜鲜明地表征了其文化始发、地域归属与含义流变，所以冠以"中华"更加准确和具体。因此，职业男装部分即可称为“中华职业男装”。国际视域下，中华职业男装较之其他文化圈的职业男装，可以“中华"之名深刻启发国内外民众对华人专属职业男装的文化认知与造物想象。综上所述，中华职业男装是指以中华职业发展历史为背景，以中华文化为给养，并以中华元素为形象与内涵核心，适用职场生活、诠释职场文化、标识职业归属、发挥职业功效的男装范畴。它具有宽广的历史跨度，不仅包含古代中华男性群体的职业服饰，还包含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华职业男装。1.2中华职业男装的信息承载唐代学者赵蕤题写的嫁祖圣地碑文日：“谏净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710可以推测，四五千年前黄帝可能已建立服饰制度和礼仪规制。帝王世纪记载"黄帝始去皮服，为上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这显示衣裳形制的始创灵感源自天与地。易系辞下又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77,即衣裳形制取自乾、坤之二卦含义，并依此进行天下治理。所以，中华职业男装从一开始就承载了统治者的管理意志与礼仪制度，乾坤世界观指导始终，大自然之天地万物成为其直接的灵感来源。这些决定了中华职业男装与其他文化圈职业男装的根本区别。周王朝制定了堪为后世教科书的职业冠服制度，要求“非其人不得服其服”8。汉代对周代制度高度推崇，孝明皇帝依据周官礼记尚书重制礼制936-37,各职业等级标识愈加鲜明。宋代更以“恢尧舜之典则，总熨商之礼文”10为指针，大幅度复古，迎来“儒释道”融合新时代，推动中华职业男装承载乾坤思想、中华礼制走向古代巅峰，更成为社会等级划分、礼序管理和思想阐释的有效工具。在府外交流发展过程中，中华职业男装虽然不断融入胡人元素而出现了圆领袍衫、窄裤短衣，但其离体宽松的直线剪裁、被体深邃的主体形制、等差鲜明的标识设计、天人合一的思想构建等特征始终未变，保持了儡家礼仪、乾坤观念"载礼释道”的核心功能与价值坚守。中华职业男装不仅是一个民族职业服装的类别，还是承载信仰、诠释思想、传承文化、昭示规范、明辨立场、标识归属的社会工具，更在当代职场成为华人文化自信的态度坚守与语言表达。之所以冠以“中华"二字，是因为中华职业男装成为中华文化系统职业行为与形象的想象力唤醒器，使人以独特的形制体系主动感悟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符号与文化方式。2胡汉融合下的职服升级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在胡汉融合的促进下，服饰演变呈现不断深化升级的趋势，职业男装形象在多个层面产生了革命性变化。2.1 统治阶级自南北朝始，中华职业男装对胡人衣装礼序的影响趋向深刻，更为重要的是，胡人衣冠的优越性大比例融入中原而展现变革性发展态势。如相比宽袍博袖更为轻便的挎褶，以广袖窄身左衽或对襟的不过膝短袍配长裤绑腿、缚裤或配短靴的主体形象影响了各阶层（图1）。至唐代，该款式影响更广、更深，且不再局限于广袖短衣形制。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令百官“朔望日上朝都要穿挎褶Tl1。从大量传世画作与出土陶俑可判断，唐朝一代，楔头、缺胯衫、长裤配以乌皮靴的职业装束是最为典型的美男子形象。这缺胯衫相比以往长袍款式表现为小袖短袍造型，腰扎革带，下着长裤配以皮靴，再配撰头之首服实现了中华职业男装的创新转化，呈现了衿褶的演绎样貌。后来的宋、元、明朝更是发展了符褶套装，将小袖圆领袍作为官方常规职业着装，裤装大为风行，衣衫Fl趋短窄。再有，衲裆形制也同样风行于唐代文官武将之中，正如南宋朱熹曰：“今之公服，乃夷狄之戎服"122.2 平民阶层与统治阶级着装相似，平民阶层的职业男装也呈现胡汉融合的共进发展态势，汉人的职业着装礼序观念影响了胡人，胡人的衿褶款式也深刻影响了汉人。汉人虽然自秦汉时期就有衣裤类着装，但其造型多较宽松，且以交领开裆为主体。大概是由于胡服款式的长期影响，此时各种平民开始穿着小口长裤和直裾修身短袍，挎褶被予以了多样化的演绎。短衣配长裤、缚裤或绑腿，腰间革带或布带，下着短靴、草鞋等,整体修身短窄的形制成为典型形象，挎褶已由单一形制演绎为各类短衣与长裤配套的着装形象，见图2。其他胡服形制，比如裾裆在平民职业装中也迅速发展，演变为背心、桶档衫等形象（图2）。胡人衣装元素的平民化，一来因其更为平实质朴，符合平民品位需求：二来因其劳动适用性强，具备融合进化的基因优势。总之，平民职业阶层的胡汉融合促进了职业装束的实用性升级。如此一来，胡汉融合条件下的圆领袍、缺胯衫、挎褶、褊裆、短靴等便成为多个层次职业男性的日常着装，唐、宋等朝呈现了一个窄衫长裤统领的中华职业男装世界，正如梦溪笔谈卷一的总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黝靴，有躁蹬带，皆胡服也。"133“百工百衣”式的职场盛景"百工百衣”是随着工商业的日趋发达和职业的日益细分而形成的各行业衣装各不相同的职场男装盛景，是独具特色、进入成熟状态的北宋平民职业风尚，在此单列探讨。唐宋以来，中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促进了各行业的繁荣，其管理也日趋严连规范，各行业的衣装规制自然严苛。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初制，定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慢头巾子，高不过二寸五分天圣三年，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景祐元年，禁臣庶之家采捕鹿胎制造冠子。”9167在各类法令限度下，平民职业服装要丰富自我、体现等差，则需要超越本民族局限，广受博纳，积极汲取形制短窄、功能务实的胡服元素，使象征身份、职业、层级的平民职业装实现了多样化和高水平的科学管理，呈现了“百工百衣”的中华职业男装风貌。丁锡强先生对此做出阐释：“'百工百衣是宋代平民百姓服装的统称。百工即普通官宦、绅士、商贩、农民、郎中、膏吏、篙师、缆夫、车夫、船夫、僧人及道士等。'百衣'是指各种不同样式的服装与服饰”14宋代画作清明上河图闸口盘车图及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等更是形象地展示了这些衣装（图3）,可以看到窄袖短衣配长裤是主要款式，另有缺胯衫、坎肩、靴子等胡服元素广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应了梦溪笔谈的结论。其与汉人的幡头、巾帧、交领、低帮鞋、宽松造型等元素或多或少均有所融合，从而更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东京梦华录对此描述日：“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辅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15"百工百衣"的服饰细分与管理水平之高超，前朝各代不能相比。宋代这种先进的行业管理方式是胡汉交流互进的结果，元、明视为经典加以推崇。“百工百衣”是胡汉元素美美与共、高度成熟的中华职业男装风尚。称之成熟，一是哲学化的新儒学（宋学）成为主导思想16,为职业社会提供了更为理性的观念，士庶百工实现职业化，职业衣冠的管理进步科学、规范、完善：二是职业衣冠基本实现行业全覆盖，其功效体系获得了突破前世的质的变化，形制基本稳定，被后世沿袭而未有大的改变。4丝绸之路上的海外遗存丝绸之路开辟伊始，中华服饰文化便走向世界。而至唐宋，中华职业服饰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魅力，引得东西方世界以各种方式表达敬仰和仿效，或局部借用，或创新再造，或整体套用，不断掀起时尚热潮。4.1西方遗存欧洲自罗马帝国时期开始便热衷于贵重的丝绸服饰，被后世持续演绎为时尚，甚至成为整个18世纪的时尚，中华袍服被凡尔赛宫的王公贵族所崇尚17。中华动物图案也常被用于欧洲丝绸装饰，官服上的补子纹饰也出现在基督教高级教士的圣服上18。同时，中华纺织技术也被西方上流社会推崇，对其文明进程影响巨大。唐代阎立本所作步辇图表现了吐蕃大臣禄东赞穿着的以"撤答剌欺锦”（Zandanijisilk）面料制作的一款官用长袍，其面料的花样组织为联珠立鸟和立羊纹织锦，是中亚人在56世纪结合自身技术特色借鉴中原丝绸织造技术中的“经锦”所创的新型面料"纬锦"19（图4"中华职业男装要素在本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不断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传播至西方世界，其丝绸材料、服饰品、纺织技术、代表款式等在西方均有遗存并影响深远。4.2东方遗存相比西方遗存，中华职业男装在日韩及东南亚各国的遗存因地理缘由与历史因素更显深入、广泛与完整。日本各阶层高度崇尚唐朝衣冠，不但派人进入中国学习服饰技术和文化，还积极引进中华工匠到日本传授纺织服饰技艺与衣冠礼制，以模仿复制的方式在奈良时代全面推行中华服制，上衣下裳、深衣、蟆头、靴袍等均曾深植于日本服饰，成就了后来和服形制主导的中近世职业男装体系。北宋都城汴梁也有了“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20的美誉，由此不难想象宋代衣冠文化在周边国家的传播深度与广度。进入明代,唐宋职业衣冠得以大幅度传承与创新，并随着外交拓展，使东南亚国家更快速地对唐宋以来的中华衣冠精华进行了吸收与承继21。永乐、宣德年间，明政府常通过给赐冠服的方式传播中国衣冠礼仪与行业等级文化，日本、朝鲜、泰国、文莱、越南等亚洲国家均有受赐，国王为皮弁玉圭、麟袍龙衣、犀玉带等，而一般使节则为明政府官员常穿的朝服或公服2235。同时，明政府也鼓励各国展开中华服饰的模仿制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移风易俗，使吸收中华衣冠文化成为东南亚各国的一种自觉。当时，文莱全国上下衣服之制悉如中国，泰国服装也“皆类中国”2236。明朝大儒朱舜水长期驻留H本，通过讲学、赠送等方式坚持中华服饰的对外传播，以精湛的中华服饰技术和深载儒学精微的服饰文化孵化